“不不，保证金肯定不能交给我，得交到法院指定的账号里。”律师解释道，随即又低头看看诉状后说道，“对方索赔的金额可是不低啊，折合成美元，差不多需要80多万，根据一些诉讼的规定，还要考虑到诉讼费用等，恐怕要交百万。”

“什么？”坎贝尔腾的一声站了起来，大声的喊叫起来，“我一年的工资也不过是……反正没那么多，这是不可以接受的，绝对不能接受！”

在美国，一般博物馆工作人员的工资并不算高，只是略微比平均工资高一点而已，根据统计，平均年薪也就是在6。5万美元左右，其中，作为首席执行官，也就是我们说的馆长，工资也就是在15万美元左右。可这个待遇往往是一些州立博物馆的工资，也就是说，是具有公立性质的，这样的博物馆人员工资不仅透明，而且也是被限定的，否则，纳税人就不干了，就会遭到质疑了。

可是大都会博物馆就不一样了，从它建立的那一天起，就不是公立的，甚至可以说是在收藏文化的大伞下从事商业行为的特殊行当。在历史上，大都会也不是没有通过馆藏的交换和互送展品而捞钱，尤其是在二战时期，大批欧洲的文物性藏品流入到了这里，有的是捐献了，有的则是托管，你送进来是一个价，可等你再想拿走的时候就不是那个价了，许多交易都是私下秘密进行的，天知道，战后大都会红火的时候捞了多少钱。而坎贝尔能够成为这个博物馆的馆长，工薪待遇自然不能以其它公立博物馆的水平来衡量了。事实上，大都会早在百年前就与华尔街的资本融合在一起了，诸多藏品也都是那些华尔街的金融家们“无偿捐献”的，不捐献不行啊，不捐献，就要纳税，就要在各项遗产清单里显现出来。

律师看着坎贝尔的态度，也无奈的耸耸肩，那意思是，“你随便吧，只要你认为可以继续纠缠在这里，我无所谓啊，无非是出庭去掰扯呗。”

郁闷的坎贝尔心情坏透了，到了晚上，他约**里的商务参赞吉布森出来喝酒，说白了，他还是想让吉布森通过外交渠道去疏通一下，让自己尽快的离开这里，实话说，他已经接到了普特南的“最后通牒”，普特南对坎贝尔在燕城的工作“非常不满意”，在燕城的这大半个月完全是在做“无用功”，作为大都会的主要业务负责人，坎贝尔必须尽快回到纽约“述职”。至于坎贝尔在燕城遇到的麻烦，普特南才不会去管，自己搞出的事情必须自己去平，这也是美国惯例。

“帮我想个办法，我现在需要你的友谊，别忘记了，我可是你父亲的好朋友啊！”坎贝尔在酒吧里对吉布森说道，“我真是搞不懂，到了这里后，我为什么那么倒霉，事情出了，可这能怪我吗？我完全是按照国际社会公认的价值观在做事，按照交易的价值规律在做事，可为什么我却在这里屡屡碰壁呢？”

“坎贝尔大叔，我不得不说，这次是你自己搞砸了，即便是在美国，你做的也是不对的。”吉布森倒是没惯着坎贝尔，用美国人的习惯直接反驳道，“首先，你在选择自己秘书上就过于草率了，即便他还在试用期，可你怎么就放心大胆的带着他出来？你看看，他的存在带给你多少麻烦？虽然他会说汉语，可是在骨子里，他还是个美国式的自以为是的傻瓜，是个总想投机上位的小人物，你把他带在身边，那就等于是带着一颗定时炸弹，即便在这样问题上没有出事，他一定会在其它方面给你惹祸，这不是个概率问题，而是他的秉性决定了这种趋势。”

吉布森的话让坎贝尔瞠目结舌，仔细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

“其次，这里是燕城，不是纽约，在纽约，你有众多朋友，有许多人能理解你，帮助你，在这里，你两眼一抹黑，做事要低调和小心，可是你却拿着在纽约的心性，动不动就召开新闻发布会，动不动就报警，结果呢？全部适得其反，事实证明，你在这里使用的招数全都是臭招，都是上不得台面的坏手段。”

坎贝尔被吉布森给说的满脸凝霜，心情更加恶劣了，他愤愤的说道，“我找你是让你帮助我的，可不是来听你对我的指责的，你必须给我想个办法！”

“办法当然有了，而且也不复杂，只不过……你的脸面会不太好看，甚至会影响到你今后的退休金等，可这是最好和最低的损失了，到了该止损的时候了。”吉布森说完，使劲的喝下了小杯子里的威士忌，“低头向那个受到影响的华人商人认错，相应的赔偿他的损失，但是，要设定一个条件，那就是对方在了结这个官司后，不得再去美国对其它单位和个人发起诉讼，这是一个前提条件，否则，一旦被国内的那些律师们知道了，你应该清楚他们有多厉害，清楚他们能对你敲骨吸髓！另外，你前来要办的事情，不要继续纠缠要对方付钱了，那是不可能的，华人可不是你理解的那样，他们面对恩将仇报的人是嗤之以鼻的，你在这里已经无法完成预想的事情了，我告诉你，让原来跟你们联络很多的布鲁斯来办，只要你把这边的事情办成了，董事局那边的一切指责就都不存在了，是不是这个理？”

事情被吉布森说透了，坎贝尔点点头，虽然心里还是气不顺，可也只能认了。

“至于那个艾迪的事情，只要他退出白拿的钱，你就放他一马好了，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