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居两日后，到了第三天黎明之前，李潼便秘密返回了禁中。

倒不是他担心自己若再住下去、会从慰藉相思的良药变成药渣，实在是如今他这一身份实在难有太多私人的闲暇时光。

返回大内后稍作休息，便到了常朝的时间，李潼便又匆匆换装、直往中朝宣政殿而去。

如今朝中的常朝就是按照三日一朝的频率进行着，除此之外，例行的小朝那是每天都要举行，诸司官长与供奉官们碰头磋商讨论时事，由宰相在外朝堂负责主持。如果遇到皇帝重点关注的问题，李潼也会出席这样的小朝。

靖国时期结束后，朝廷进入了一段有序休养的时期。外事方面，除了仍在进行的东北战事之外，其他地方基本平稳，包括以军功拜爵的宰相姚元崇，都不赞成眼下这种情况持续对外用兵。

李潼也不是好斗成性，当然明白频繁的战争给国计民生带来的伤害。所谓三年勤耕才有一年之储，上半年连续的动乱战争的确是让国力亏空极深，也赞同未来几年时间内不再进行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就算有一些边事小衅，也主要寻求别的方式进行解决。

这种对外战事上的稍作收缩，也并非胆怯的表现，主要还是出于成本与回报方面的考量。

大唐幅员辽阔、体量庞大，坐拥天下最为丰富的耕地，只要内部资源得有优化配置，所带来的回报便是惊人的。至于周遭诸边，尽是一窝穷横玩意儿，想要走以战养战的路子实在是走不通。

所以在周边没有强大对手敢于明确挑衅的情况下，进行内政改革、等待技能冷却完毕，才是性价比最高的恢复国力的方法。

当然，君臣之所以持此观点，也在于目下边情态势尚算平稳。如今大唐周边称得上战略层面对手的，无非突厥与吐蕃而已。

三受降城攻防体系建立起来之后，突厥已经很难再肆无忌惮的闹乱北疆，东受降城一败更让突厥实力大损，不要说再与大唐正面为敌，哪怕转向别的方向发展，都会因实力的锐减而波折重重。

至于吐蕃方面，其君臣内斗态势越发剧烈，反观大唐则就提前走出了内乱的泥沼，完全可以据此优势在双边关系中掌握更多的主动权。

眼下大唐内部虽然恢复了平稳，但所遗留下来的问题还是不少。两衙军事体系崩溃，亟待改革重建，在中央宿卫体系重新建立起来之前，不再加大边军的投入建设，这也是需要保持一定战略收缩的原因之一。

除了军事方面的问题，此前魏元忠所提起诸外州县下才充位的问题也亟待解决。诸道黜陟使悉数归京后，所回报的情况也都不够乐观，大大小小各种问题极多。

问题虽然多种多样，但若找一个能够集中体现的突破口，终究还是吏治的人事问题。朝廷在选派州县外官方面，必须要比以往更加用心，不能再像往年那样以流贬人员搪塞充事。

方法说来简单，但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却并不容易。毕竟重内轻外的国策施行年久，京官无论待遇、机遇还是前景，都要远远超过了地方上的官员。就算一些在朝廷中枢能称以干员的能臣，在使派地方后是否还能保持以往的积极性，这也是存疑的。

历史上武周中期，有鉴于地方吏治的混乱，朝廷甚至以宰相领衔，选派十几名在朝高官前往外州担任刺史，但一番施行下来，能够在地方上有所建树、政绩不错的也寥寥无几。并不是说这些人才能不足，只是在外放入州之后，大半心思都用在运作归朝上，十分的精力未必有三分能用在地方政治上。

想要提高地方官员的积极性，那就需要在方方面面给予刺激，起码要保证他们的待遇、前景不差于、甚至要胜过京官，才能保证这些官员能安于所治，在地方上努力经营。

但要做到这一点，又与朝廷重内轻外的国策有所相悖，尺度如何拿捏，需要进行小心探索。一旦矫枉过正，那可就不再是积弊难除的问题，可能就会埋下更大的祸患，引发更大的动荡。

每年的冬集铨选，是朝廷最重要的选任典礼，至于今年作为新朝首次铨选，意义则就更加的非同寻常，可以说对日后数年乃至十数年间的选礼都有着深刻影响。

尽管李潼与诸宰相都有着一颗热切的兴治除弊的心，但在讨论许久之后，还是决定今年的铨选不要做太过猛烈的改动，先从一些小处改革以观成效，保证稳定的前提下循序渐进的去触碰、梳理一些顽疾。

所以相比较往年，今年的铨选也只是大同小异，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规模扩大许多，凡所选人不拘守选年限、俱可参选。这也是新朝仁政的应有之义，搜扩新旧官人统统加入到朝廷的选礼中来，也是对朝廷法统大义的宣扬重建。

当然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也是进行了一些细微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