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行台那场会议过去了大半个月后，时间很快来到了三月末，雍王典卖家财筹措的钱款，终于正式与朝廷使者们进行交割，作为去年秋赋的补偿，合计为六十七万缗有余。

这个数字究竟是多是少，不太好评价。

如果单单只论这一笔财货多少，那自然是一笔巨款，像是作为蜀商翘楚中的宋霸子，以百万缗飞钱投献行台，几乎都已经到了倾家荡产的程度。长安城中商贾云集，真正能够拿得出这样一笔巨款的商户寥寥无几。

哪怕在国家财政中，这样一笔钱同样颇为可观。像从永徽年间开始征收的户税，虽是户分九等，但若折中计钱的话，每户约在百二十钱之间。陕西道诸州，永徽年间旧有户数约一百三十万户，户税尚且不足二十万缗。

若从国家开支方面来算，天授年间内外在品职官约两万众，合年竞支禄米为一百七十万斛。以斗米五十钱论，凡在品官员一年禄米所支折钱也不足九十万缗。

但事实上斗米五十钱已经是极为高昂的价格，像在贞观、永徽年间等连年大丰的情况下，关中米价甚至都很少超过斗米十钱。神都洛阳地处天中，漕运物流环境较之关中的长安还要优越得多，哪怕在神都革命那样的动荡之时，斗米都无过五十钱，长期稳定在三十钱一下。

换言之，雍王入缴的这一批钱款，足支内外职官一年之禄且还绰绰有余。

但跟国家整体财政收支相比，区区六十多万缗实在不值一提。在中唐两税法实施以前，大唐财政收入还是以租庸调为主，租收谷米，庸则力役，调则就是以各种纺织品为主。

尽管永徽以来，以均田制为基础的租庸调已经遭到了极大程度的破坏，但朝廷也增加了各种大税、小税并诸资课以弥补这方面的财政流失，所以总量上仍然没有削减多少。

像后世通典所载，天宝年间户税所收每年得钱两百余万缗，但在租庸调作为财政主体的情况下，这一部分收入所占国家整体财政收入不过二三十分之一。换言之，天宝年间大唐国家整体财政收入，即便是以户税二十分之一计也达到了四千万缗之巨。

如果以这样一个比例来计算的话去年朝廷在陕西道流失的赋税额度应该在三到四百万缗之间。但事实上，这个数字只大不小因为朝廷核算财政收支诸物折钱主要是以和市官买物价作为标准，而这一物价较之真正的市场物价通常要低两到三成的幅度。

而且陕西道诸州财政还不仅仅只有租庸调像是陇右的牧监税草、河曲的盐税，以及诸州物料土贡包括诸羁縻州府所进方物贡赋陕西道诸州每年能给朝廷带来起码一千万缗以上的财政收入。

也正因为物货数额如此庞大，李潼才要想尽办法的将物货截留自用，如果只是区区几百万缗，还真不值得他如此大费周章的谋算。

长安城这些豪商们看似挥金如土阔绰至极但事实上怎么能跟整个国家的财政力量相比。哪怕仅仅只是钱财计数，彼此体量已经完全不成比例，如果再加上其他社会资源的占有，无论是朝廷，还是行台都远非这些民间资本能够撼动的。

但朝廷财政收入虽然体量庞大，但物料品种也是复杂无比很难进行直接变现，当然也没有大规模变现的必要。

毕竟如今民间的工商体系仍然远不如朝廷一直到了安史之乱后、朝廷对于社会资源的掌控力度直线下降，才使得民间工商资本得以壮大起来直至五代两宋更诞生出颇成规模的市民阶级。

总之在行台府库空竭，度支计簿赤字成堆的情况下，雍王倾尽家私、凑出这样一笔巨款，虽然跟所拖欠的总量相比仍然不值一提，但也足以显示出雍王的诚意。

起码以李千里为首的这一干朝廷使者们，也实在不好再发表什么意义。行台的财政现状，他们是知晓大概，以目下行台与朝廷的关系，再加上雍王于关内所享有的崇高声誉与权势，哪怕耍赖到底、让他们颗粒无收，他们也根本无计可施。

但雍王并没有为难他们这些走使下僚，反而积极面对、主动寻求一个解决问题的权宜之计。而在这一过程中，长安士民对雍王殿下的拥戴热情，他们也都亲眼见证，心知就算不接受这个结果，继续纠缠下去，非但不能索求更多，反而有可能更加激化陕西道对朝廷的离心与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