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予将曲辕犁的功用娓娓道来，董安于与一众赵氏邑宰们听得渐渐入迷，一时之间竟忘却了时间。

他们的面上忍不住浮现喜色，对于完成今年上计的信心又足了几分。

董安于听完了宰予的论述，也忍不住赞叹道：“之前我听主君提起您，说您是受孔仲尼教导的儒生，所以认为您应当不懂得这些民间事务。

没想到您一开口,简直就像是操持技艺多年的老工匠一般成熟。”

宰予谦虚道：“正因为我是夫子的学生，所以我才懂得这些经世之学啊！”

董安于闻言，皱眉问道：“可我听说，孔仲尼想要在东方复兴周礼。

他的想法虽好，但如今的天下早已不是尧舜之时的天下。

如今的天下，君子不存,奸邪遍地。

对付奸邪小人，怎么可能以礼相待呢？”

宰予听到这里，忽然明白为何今日董安于要见自己了。

合着他虽然对曲辕犁感兴趣,但最重要的还是怀疑我向赵鞅推销仁政的用心啊！

宰予略作思索，知道这场辩论绝不能输。

如果他在这里倒下，必定会使赵鞅推行仁政的信心产生动摇。

他并没有直接反驳董安于的论点，而是反问道：“那您觉得，应该用什么方法去治理民众呢？”

董安于道：“我曾受命督管上地。在上地的山中，有一处极其嫌恶的峡谷，然而这个峡谷却从未有人掉进去过。

不止没有人掉进去过，甚至连豚犬牛羊之类的牲畜也未曾陷入。

所以说，制定法令时，只要参照上地险峻的峡谷，将罪名设置成无可赦免、必死无疑的情况，那么自然就没有人敢去触犯它了。

这样一来，民众怎么可能无法被治理呢？”

董安于这话说完,不等宰予开口，子贡就已经率先坐不住了。

他回道：“夫子曾教导过我们：如果用强权手段、法制禁令来管理百姓，用刑法来约束他们,那么百姓只会祈求免罪免罚，却容易丢失廉耻之心。

而用道德引导百姓，用礼制去规范他们的行为，不但可以让百姓懂得廉耻是非，而且可以让他们从心里归服。

您用死罪的方式管理民众，虽然可以让他们屈从于您，但民众又怎么可能心服口服呢？”

董安于听到这里，并没有正面答复子贡，而是俯身拜道：“安于平生行事，只注重三点。至于其他的，就不在我的考虑之中了。”

子贡不悦道：“那请问是哪三点呢？”

董安于道：“作为臣子，侍奉主君要忠诚。作为友人，对待亲朋要信任。治理地方，要敢于罪人。”

董安于此话一出，宰予和子贡立刻察觉到形势不妙。

他这段话，表面上是在阐述自己为人的准则。

但讲忠诚，是在隐晦的质疑宰予和子贡向赵鞅提倡仁政，这极有可能是包藏祸心，想要颠覆赵氏。

讲信任，是在辨明亲疏关系，向赵鞅表明,他作为赵氏臣子，明显要比两个鲁国的外人更值得相信。

至于一个敢于罪人，则是在指责儒生们提倡的仁政，不过是为了维护一个好名声而异想天开的产物。

子贡正想开口还击，忽然感觉有人扯了扯他的袖子。

他侧目望向一方，发现宰予的嘴唇微动。

看他的嘴型，宰予说的赫然是：“别中了他的圈套。顺着他的话说，我们怎么说都是不对。”

子贡这才发觉自己急火攻心，险些着了董安于的道。

他赶忙闭上嘴，安心调理心境，尽全力压下怒气，让脑子重新恢复冷静。

而在子贡调整状态的间隙，宰予立马开口填补上这个空白。

刚才子贡说话的时候，他就认真分析过现在的形势。

董安于深受赵鞅的信任，一直为赵氏尽心尽力，如果从亲疏关系入手，那他们只会多说多错。

而如果从施政方略上来攻讦董安于也行不通。

因为董安于虽然施行‘不赦之法’，但他督管下地时的表现有目共睹。

施行不赦之法后，下地确实如董安于所说的那样，得到了很好的治理。

在春秋战国这个节骨眼儿上，推行严刑峻法就是比提倡仁义道德的效果更好，秦国能够凭借商鞅变法一统天下就是明证。

所以宰予要想取胜，既不能从虚幻之处出击，也不能完全从现实角度进行论证。

唯有采用虚实结合的方法，才能从中看见取胜的希望。

宰予竭力思索着，忽然脑中灵光一闪。

他冷笑一声，昂首上前一步，朗声向着董安于拱手施礼，随后陈述道。

“您认为提倡周礼就是不用法治，这是不正确的。

刑罚，这是自古有之的东西。

但国家制定杀戮罪犯的法令，其目的是为了禁绝奸邪，而不是为了杀戮百姓。

《尚书》上说：义刑义杀，勿庸以即汝心。

刑杀必须要符合正义，不能随心所欲的使用。

我听说，军队打了败仗，是不能用斩杀士卒来解决问题的。

刑事案件不断发生，是不能用严酷的刑罚来制止的。

究其原因，这是为什么呢？

国家的教化没有起到作用，罪责不在于百姓，而在于负责推行教化的统治者。

明明是执法者执行法令不力，却把罪责推到百姓的头上，说是他们不遵守法令纲纪。

之后又派人拿着残酷的刑杀去恫吓他们，这种行为不是在治理国家，而是在残害百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