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崇宁四年二月初三,戌正四刻,程岗村张家家族祠堂大屋。
张商英大椅端坐,还在那里数算他跳进去又爬出来所经历过的各种坑,小坑略过,主要是大坑。
那次他上疏请神宗收回权力,神宗看到张商英这个犟脾气继续犯犟,也没有跟他一般见识。
并没有找他来骂他一顿,只是将他的上奏放在一旁,不予处置。
这很明显的暗示,是对他一个严重警告。
皇上都不想理你了,嫌你无聊,还给别人添乱,你还折腾什么?
你这个犟牛脾气,煞有其事吓人哄哄地说了半天了,朕都不理你的茬,你还好意思继续喋喋不休吗?
遗憾的是,这时候张商英不知道怎么就是不开窍。
他并没有悔悟到自己行不端坐不正,赶紧改邪归正,如果继续下去,就会有很大的麻烦。
他那根不对的筋儿,依然没有得到矫正,还是那么拧,他应该去找个会抻筋的大夫看看。
可是他没有,而是继续梗着脖子和神宗对着来,只是稍微换个花样。
张商英接着的作法,就是罗列了刘奉世不知道什么时候获得的罪名,说他从前因为包庇罪曾被囚禁。
还有一堆其它罪状,也都攒到一起,加在一起也就是鸡毛蒜皮而已。
本来没有什么大事,只不过都给危言耸听加了码以后,听起来天大的罪过一样。
就是因为他的这些上疏肆意妄言,里面的内容也涉及到了中枢大臣文彦博和其它一些高官。
文彦博等人都有文人的傲骨,哪能受他这种刀笔吏一样攻击,一怒之下,交还印信辞官求去。
闹到这种程度,可见张商英说的话肯定极为难听,那些大臣也都不能容忍他。
他们不会自己和张商英对着干,却找到英宗讨说法。
英宗也是头痛,双方都没有大毛病,却一个赛一个的倔,不得消停,连干活的心思都没有了。
这样一来朝纲动荡,神宗也觉得
能容忍了,他也没法忍了,再忍庙堂就成了菜市场。
英宗一怒之下,撤了张商英的御史职位,赶他去荆南监查那里的税收,你去跟那些不法商人理论去吧。
英宗在处理一个张商英还是处理文彦博等一批人二者中间选择一个,很快就有了答案。
结果就是张商英必须倒霉,除非你自己自认错误,求得文彦博等人放过你。
这次张商英掉进去的是一个极大的深坑,从中枢庙堂轰到了一个偏远地方。
摔得他差点没一劳永逸。还能缓过劲儿来,算他命大。
可是那种感觉也到了他的极限,直到现在还让他感到疼痛难忍。
除了从中枢轰到地方以外这个等级落差以外,时间也是特别漫长,他被羁留在那里整整十年。
可是这个坑他还不能怪别人,英宗也不是没有给他机会,完全是他自己辛辛苦苦挖坑,最后埋了自己。
估计世界上自己挖坑埋自己的最佳模范,非他张商英莫属。
而且这个时候正是他风华正茂,年轻有为的年纪,恨不得去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
可是他却遭遇如此挫折,浪费了大好时光。
神宗这一棒彻底将他打落尘埃,你就是天大的好主意,没人听你说,你还有什么把戏可演?
这纯粹是他自己搞砸了,浪费了大好良机,怪不得别人。
两个大坑,接连给他摔个狠的,让他痛不欲生。
这以后,不管他如何表现自己,十年之内也没能有任何改变。
这个时候,他就应该接受这个彻骨的教训,一个人本事再大,靠自己也是一事无成的。
所以本事大不是全备条件,当然是必要条件,全备条件是除了自己本事大以外,还要天时地利人和。
最不能少的就是皇上的赏识。
他倒好,不仅仅将大臣得罪个遍,连皇上都不待见他了,可想而知他该有多么烦人。
估计从神宗那里开始,包括文彦博等大臣,就将他给牢牢地钉上了黑名单。
说不定还有一条提醒,比如说什么,此人不可用,就是一个麻烦包。
估计有新人进入中枢的第一课,也是这一条,要想拎得清,别碰张商英。
一直到了十年尽头,这个张商英才被重新启用,这次的职位是得馆阁校勘、检正刑房。
这个职位当然比那个税务监察高了许多,但是远不如监察御史,也就和那个检正中书礼房平级。
就是他觐见以后第一次得到的那个官职,在监察御史之前的那个。
这样一来,张商英这十年等于白干了。
不但白干了,还背了个大黑点,这个打黑点,就是他的一切让人厌烦的毛病。
常在中枢那块出没的也就百八十人,不久就人人皆知了。
何况还有坏事传千里的规律,那么远处的人也知道了他的行迹。
这个坑给他的教训够大,按道理说,他该深刻记取教训,保证自己永远不再跳坑才对。
可惜的是他这人好了伤疤忘了疼,刚刚有所缓和,就故态复萌,故伎重演。
检正刑房上任不久,他就又搞出了一个营私舞弊的事端。
他记得有那么一件过往时段,张商英推荐过一个有才的人,说他可用,那个人叫舒亶。
这次张商英被启用,大概觉得机会来了,从此以后便可一帆风顺,诸事顺遂,人生得意。
于是他就整理了一些自己的恩仇录,上面记明谁对自己有恩,谁对自己有仇,以便针锋相对报应。
为了做这件事情,他就查看了一下官职表,好让自己心中有数,正好看到那位舒亶正在执掌谏院。
估计张商英做好事的次数不多,以至于多年以后他还记得这个自己施过恩的人。
于是,他就找上门去,心想凭自己对他以前的举荐,可以求舒亶对自己的要求通融一二。
其实,这次张商英的求请,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的女婿王沩。
他也没有直接提出要什么照顾,只是将王沩从事的工作向他表明了一下,意思当然清楚,就是求照应。
偏偏这位舒亶为人很正直,不会为私人开后门,就把这事弄成一个奏章,直接给了皇上,让皇上定夺。
其实,这种事情,已经过去了多少年,虽然张商英记得清清楚楚有举荐之恩,当事人可能毫无印象了。
况且张商英自己的官位都保不住,他的举荐如何能起多大作用?估计没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
可叹的是就,这张商英还是施恩求报,偷鸡不着蚀把米也是自作自受。
同时也说明,张商英此人在得意的时候,没有干过多少让人受益的事情。
以至于需要让人感恩的时候,都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找到一个还将他给举报了。
大概英宗对张商英还有印象,这次这货又惹麻烦,岂不是屡教不改吗?心中更加厌恶了。
二话不说,直接认定他这件事是大错,属于干涉御史台公正,没有客气,再次将他放逐。
这次是派他到一个叫作赤岸的地方监责盐税去了。
赤岸是个小地方,产盐的地方通常都是一片荒滩野地,兔子不拉屎。
由此可见,很显然,张商英的待遇是一鳖不如一鳖了。
这起码是他第三个大坑,离上次那个坑不远,爬出坑来水还没干,又跳进另一个大坑。
好不容易熬过了神宗朝代,迎来了哲宗亲政,张商英的机会又来了。
哲宗初期,张商英被任命为开封府推官,大概相当于后世的中级法院院长,有些职权,但是不大。
对于力争上游大有作为的张商英来说,那个小官位远远不能满足于他的胃口。
可是他就没有想想,他本来大有机会,而且攀登到较高位置,后来全部成了无效之功,到底是什么原因。
还不是因为他急于求成,慌不择路搞出来的人见人烦、猫狗不待见?
进了那么多次深坑,还不知道多加小心,稳妥一些,还要继续跳坑?
那可真是一名健将级别的跳坑运动员。
须知坑的数量是数不清的,你永远跳不完,前赴后继也没有用。
他刚刚担任了那个推官,还没有熟悉环境呢,就开始无数次地给各位执政写信,还有口头表达。
这些不同形式交流,都是提出要求,所要求就是一件事:他要当大官,要给他负大责,他要赶紧提升。
注意一点,这里的执政泛指所有中枢部门的不同主政官员,没有具体说那个部门。
估计张商英是不问那个衙门口,只问官大小。
凡是给的官大的,只要那个地方要自己,他就一脚踏进去。
可想而知,他这种急迫追人的作法,不会有人喜欢,多半适得其反。
谁也不喜欢那种毛躁脾气,稳妥才是要领,尤其是他的年龄到了那里。
接着在哲宗施政初期,张商英又搞出了事端。
那时因为种种原因,庙堂对新法中有些不便于民之处,稍有更改。
张商英见到了,觉得是自己大显身手的时候来了,趁机又来上言,大张其论。
他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今先帝陵土未干,即议变更,得为孝乎?”
这是借用了孔夫子论语的说法,用他当鞭子打人,意思是说你们太性子急了,以至于违背了孝道。
这就是把当时可以说上话作出决定的君臣一网打尽,说他们都是不孝。这个罪名太大。
在宋代,不孝是大罪,承袭了盛唐对不孝惩治的律法,都很严厉,犯者必究。
也就是说,如果张商英有关“父之道”的指证,确定为不孝犯罪,那么所有人都要被惩罚,包括皇上。
不少罪行可以有例外,特殊的人物可以豁免或者减轻,而不孝罪不能豁免,也不能减轻。
因为不孝罪的本质是人伦大罪,而人伦只要是人,都必须要按照遵行,否则就不是人了。
当皇上确实位高权重,但是你要说他不是人,那他也不干是吧。
所以张商英的这个奏疏,在所有人看来,都是夸大其词,哗众取宠,关键是不符合实际。
而且他也根本就不是那种固守成规的人,这样说,只是为了吸引注意力,图谋自己出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