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起来，这民间高利贷，在中国可谓是源远流长。

早在西周之时，民间借贷已经崭露头角，在《周礼》有记载：“听称责以傅别”，翻译成现代文，其意思就是官员在审理借贷纠纷时，一定要有凭据和证据。从这个记载中，可以看出早在数千年前，民间借贷已经初现苗头。

而到战国时期，放贷取息这种民间借贷现象已经非常普遍了。

比如，我们熟知的“齐有孟尝”的孟尝，就是收放高利贷的高手。

史载，孟尝君养有门客三千，那么养如此之多不事生产的门客，自然需要很多的钱，那么这些钱怎么来的？

这个答案，就是放贷收取利息。

孟尝君在自己的封邑薛地，大规模地放债取息，作为养三千门客的收入财源。《史记》中记载：有一年，薛地歉收，很多人没交利息，为体现自早己的仁义，孟尝群派人只催收有能力还钱的富户。饶是如此，仍旧“得息钱十万”，可见孟尝君放贷规模之大。

而从春秋战国进入秦汉时期后，到达了我国古代商业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

大量的商业周转，催生大量的借贷业务，由此开始，民间的高利贷业务十分盛行。但是，过高的利息，让一部分借贷人不堪重负，甚至出现了家破人亡，卖身为奴的惨像。为此，汉景帝期间，还曾专门下文规定，但凡民间借贷利息，最高不能超过本金的20%。

接下来，中国社会从秦汉到了隋唐时代，来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

作为我国古代历史上的最辉煌的盛世，唐朝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十分发达，各类借贷业务更是频繁到了数不胜数的地步。

在盛唐时的长安西市，就形成了中国最早的金融借贷市场，民间借贷种类和规模都达到了空前程度。据史载，在长安西市，各种借贷机构林立，有提供普通借贷的公廊，有提供抵押借贷的质库（典当行），还有收受存款或提供保管便利的柜坊和各种金融性质的商店。可以说，当今社会的各种借贷雏形，在唐朝都已产生。足见在盛唐之时，中国的经济有多么的繁荣。

在当代的考古发掘中，就曾出土了大批的唐朝借贷契书，甚至远在新疆与西域，都有发现。

如《唐乾封三年张善举钱契》中，就写道：“举取银钱贰拾文，月别生利银钱贰文。”，用今天的话来解释，那就是：“月利率为10%，年利率为120%”。同时借契中还规定：“到月满张即须送利”。这种按月送利的方式，时至今日，在江浙一带仍然保留。

所以，听到这苏锦奴为了借贷钱财给父亲治病，竟不惜按每天两分利的方式来计息，李夔心下十分沉重。

更令他没想到的是，苏锦奴说到这里，那斑鸠哥却是急急抢过话来，扯着脖子嚷道：“官爷，非是如此！她从某处借得这三贯钱钞，除了要付本金三贯，以及那600文利钱外。因其已逾期五天，之后的日子每多一天，就需以本金之额，另付每日驴打滚利钱十分。现以五天计算，每日累计下来，共计利钱两贯四百四十文哩！“

听得这话，李夔心下更是一沉。

不是吧！

这苏锦奴居然敢借这种驴打滚贷款！

这种在逾期之后，要付驴打滚式的利滚利借贷模式，要还的利息可就多了去了。

这种驴打滚利钱，通俗一点来解释，那就是，前一期借款合同的本息，是为后一期借款合同的本金，而且它在法律上是有效的。

甚至这种借款模式，在当今社会，也是被法律所承认的。

也就是说，苏锦奴借了蒋家质库三贯钱财，那按逾期五天驴打滚计利的话，第一天要多还三百文，第二天的本金便是以三贯三百文来计算，也就是说，这第二天要还的利钱为三百三十文！

那第三天的本金则是三贯加上六百六十文，可算出利钱为三百六十六文。

由此来推，第四天要付的利钱为四百零二文，第四天则为四百四百二文！

这样一来，累计相加，这苏锦奴总共要还的利钱，竟然高达两贯四百四十文，差不多与本金相等齐！

也就是说，苏锦奴共总要还的金额，竟然是五贯四百四十文！

这是一个何其惊人又可怕的数字！

而听到这斑鸠这般叫嚷，苏锦奴亦是一脸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