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的发展突飞猛进，涌现了一大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成果。最具影响力的是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生物进化论，被人们称之为三大发现。

细胞学说提出动植物都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有细胞膜、细胞质和细胞核，通过分裂进行繁殖。它揭示了有机界的统一性，表明有机体的生长、发育和繁殖是有共同的物质基础和规律的。

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是指自然界的一切能量，在一定条件下都能按一定的比例关系相互转化的，转化前后总的能量保持不变。它表明能量既不能凭空创生也不能自行消失，而只能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

生物进化论令人信服的证明了所有生物都有共同的祖先。生物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低级向高级的进化过程。

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成果打破了关于造物主的种种神话，引发了自然观的深刻革命，揭示了自然过程的辨证关系和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及相互作用。恩格斯指出：“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副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241页）

既然自然界的发展有其内在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我们的人类社会是不是同样也存在着内在的发展规律呢？

“但是，社会发展史却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不自觉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在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中，无论在外表上看得出的无数表面的偶然性中，或者在可以证实这些偶然性内部的规律性的最终结果中，都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反之，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243页）既然人的行为是有意识的、预期的自觉的是可以自行支配的活动，人类似乎就可以把人类社会的活动置于自己的理性和意识的控制之下，这也就形成了一种典型的长期占居统治地位的历史观。因此，在历史上我们见到的总是杰出人物、帝王和元首的丰功伟绩。例如十八世纪法国的那些伟大的启蒙学者，在他们那里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在他们看来：“真正的理性和正义至今还没有统治世界，这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所缺少的只是个别的天才人物，现在这种人物已经出现而且已经认识了真理；至于天才人物是在现在出现，真理正是在现在被认识到，这并不是历史发展的进程所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纯粹是一种侥幸的偶然现象。这种天才人物在五百年前也同样可能诞生，这样他就能使人类免去五百年的迷误、斗争和痛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406、407页）但是，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人们所期望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彼此冲突，互相矛盾，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的。……但是，一方面，我们已经看到，在历史上活动的许多个别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到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结果，因而它们的动机对全部结果来说同样地只有从属的意义。另一方面，又产生了一个新得问题：在这些动机背后隐藏着的又是什么样的动力？在行动者的头脑中以这些动机的形式出现的历史原因又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243、244页）——可见传统的历史观是解释不了历史的。

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行动产生的结果却往往不是预期的，历史事件似乎是由偶然性支配，在这里是不是和自然界一样，表面上是偶然性起作用，而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在的客观规律所支配呢？回答是肯定的，因为这个规律已经被发现了。如恩格斯所说；“正如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574页）“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41页）

历史的某一时期某一地方，人们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乃至国家制度及其上层建筑，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后来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归根结底是那个时候那个地方的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水平决定的。马克思的这一发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唯物史观。

有了马克思这一伟大发现，当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历史的时候，出现在我们眼前的历史就不再是“繁茂芜杂”的了。

人类最初的社会是原始社会，至今为止人类社会的决大多数时间是在这一状态下度过的。在这个社会里，人们主要靠采集野果、野菜和渔猎获取生活资料，靠自然的恩惠生存。群体中人们共同劳动、共同消费，他们像动物一样贫乏，自然界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人们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生产还不能创造出剩余，没有积蓄，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水平及其低下。

说不清从何时开始，热爱劳动几乎成了所有民族在褒杨自己祖先时常用的字眼。但这里所表达的不过是今天的人们对劳动的态度。正如人们为死者致悼词时，无论对死者的赞扬多么的夸大其词，也不会有谁去追究一样。但要科学的对问题做出解释，结论只能是我们的祖先对劳动决不是热爱而只能是厌恶。并且我们越是往前追溯历史，人们对劳动的厌恶就越强烈。关于这一点，如果在没有剩余，人们共同劳动、共同分配的原始社会里还看不清楚的话，一旦劳动创造出剩余，一旦自己不劳动通过他人劳动谋生和获得享受资料成为可能，就一目了然了。尽管那个时代留下的可供研究的资料很有限，但描绘一幅劫掠的图画却已足够，如马克思所说：“有一种传统的观念，认为在某些时期人们只靠劫掠生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100页）劳动成了只有奴隶和下等人才配做的卑下行为。“可以用流血的方式获得的东西，如果以流汗的方式得之，未免太文弱无能了。”（塔西佗《阿古司拉传日耳曼尼志》三联书店５８年版第６７页）这句话充分表达了那时的人们对劳动的态度，现在居住在乌干达境内的卡拉莫贾人，至今还把劫掠作为第二生产活动。在劫掠中，谁的功劳大就在左臂上划一刀，刀痕越多越受人尊敬。小伙在向姑娘求爱时，则要如数家珍的重复他在劫掠中的战绩。

劫掠肯定要比劳动实惠得多，但靠“流血方式”获得的东西，首先必须靠“流汗的方式”创造出来。人类社会不能没有劳动，人们却又厌恶劳动，在没有自觉性的地方，必须要自发性强制为人类社会前进开拓道路，这样由一部分人用野蛮、残酷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劳动的社会制度就被创造出来了，就是奴隶社会。

对于野蛮、残酷的奴隶制度，人们通常是当作人类社会的耻辱对待的。但这正如恩格斯所说：“用一般性的词句痛骂奴隶制和其它类似的现象，对这些可耻的现象发泄高尚的义愤，这是最容易不过的做法。可惜，这仅说出了一件人所周知的事情，这就是：这种古代的制度已经不再适合我们目前的情况和由这种情况所决定的我们的感情。但是，这种制度是怎样产生的，它为什么存在，它在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得到任何的说明。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深入的研究一下，那我们就一定会说——尽管听起来是多么矛盾和离奇，——在当时条件下，采用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220页）任何统治，至少在它的上升阶段所反映的必然是对这种统治的需要，奴隶社会的野蛮是和人们对劳动厌恶程度相适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