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存真听了十分兴奋说道：“是的是的，这便是《王祯农书》。”

周培公十分纳闷，问道：“殿下打算用这本书逼着农户乡民去四川？”

“对！”

周培公看了看姚启圣，姚启圣也一脸的疑惑，周培公转过来问道：“还请殿下详细说来，臣等鲁钝，实在不知道殿下……”他想说不知道殿下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可感觉不雅，便说道，“内里有何玄机。”

其实，这涉及到李存真对“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解。他抬起眼看了看周培公却不知道怎么和这个帝国社会知识分子谈“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

周培公、姚启圣、魏春城乃至韩瑾瑜这些人会听吗？他们能听懂吗？他们听懂了会赞成吗？恐怕不会。李存真只能把自己的理解放在心中。而且，他的理解和后来教科书的理解大相径庭。

后世被称为“最聪明的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1953年给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马托的斯威策的一封信是这样写的：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以找出因果关系形成理论体系。

爱因斯坦说：我们可以知道古代中国是不具备“形式逻辑体系和因果关系的理论体系”这两个基础的，所以在古代中国没有产生近现代科学，所以中国古代的一切技术只能归结为经验技术，而非科学技术。中国只有三大发明，都是技术发明，瞎猫碰上了死耗子，没什么了不起的。中国人太功利了，尽说什么“学至于行则止矣”；只有西方人才愿意寻找世界的本源，所以西方兴起是必然的。

爱因斯坦的确聪明睿智，可惜他的话蠢不可及。中国人从来也不缺乏科学思维。不过是因为西方人更擅长分析科学而中国人更擅长复杂科学而已。爱因斯坦的年代复杂科学的繁荣时代还没有真正到来，量子物理都是新鲜事物，自然显得中国人不懂科学。就像后世的美国所谓历史学家福山甚至在苏联解体后认为世界的正途就是从古希腊到现代美国的康庄大道，中国人的路走错了，早晚崩溃一样是短视的见解。而事实是在李存真穿越的西元2019年，中国的工业生产总值是后面十个国家的总和；而人类发展到耶元2019年，复杂科学才刚刚兴起几十年而已，所以中国人的能量还没有发挥作用，爱因斯坦的话也是和福山一样局限性非常明显。

如果非要说中国的四大发明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的话，英国的工业革命其实和爱因斯坦的那个所谓的科学没有关系，也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

工业革命最重要的五个人都不是科学家，五项发明也都是“瞎猫碰上死耗子”。

西元1733年，凯伊发明了飞梭，他是英国农民的孩子，没有受过学校教育，长大后在做钟表工人；1765年，纺织工人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纺纱机；1785年，瓦特制成的改良型蒸汽机，他是仪表工人；1807年，富尔顿制成的以蒸汽为动力的汽船试航成功，他是一个绘图师；1814年，发明了蒸汽机车的史蒂芬孙是煤矿工人。

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纱机其实就是因为一天回家，开门后不小心一脚踢翻了他妻子正在使用的纺纱机，当时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赶快把纺纱机扶正。但是当他弯下腰来的时候，却突然愣住了，原来他看到那被踢倒的纺纱机还在转，只是原先横着的纱锭变成直立的了。他猛然想到：如果把几个纱锭都竖着排列，用一个纺轮带动，不就可以一下子纺出更多的纱了吗？哈格里夫斯非常兴奋，马上试着干，第二天他就造出用一个纺轮带动八个竖直纱锭的新纺纱机，功效一下子提高了八倍。1764年制成以他女儿珍妮命名的纺纱机。这就是珍妮纺织机问世的由来。真的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和理论知识和爱因斯坦所谓的科学有一毛钱关系没有？试想一下，如果那天哈格里夫斯没回家呢或者回家没踢翻纺纱机又会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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