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到了这一步，恩佩利就是不低头都不行了，虽然都是文化人，可哈维研究的领域是汉学，而恩佩利研究的领域是古文物，是博物馆学，可现在，搞博物馆学搞文物的却要去求汉学家帮助解开考古学科上的难题，真是够讽刺的。

德国文化部的一个官员和恩佩利一行好几个人来到了汉堡，没有预约就把哈维堵在写字楼里了，那种架势让守门的保安都觉得有些不正常了。

“我们来找你，是请你去柏林，把那个箱子的问题解决，请不要推辞！”一见面，文化部官员瑙曼就摆出一副以上临下的样子，“现在已经不是商业问题了，而是事关德国的荣誉和科技水平的问题，请哈维先生考虑好其中的利害关系！”

站在旁边的恩佩利等人面无表情，一脸严肃，弄得陪着这些人进来的马勤都有些手足无措了，他哪儿见过这架势啊？不是说德国人都是彬彬有礼的吗？

如果说白种人是有涵养有教养的彬彬有礼，那才是滑天下之大稽呢，纵观人类历史上，尤其是近现代史上，最残忍最流氓的事情几乎都是白种人玩出来的，白种人是最崇拜武力和杀戮的，白人在美洲的殖民，加上从十九世纪末来说的欧洲各种战争，不计算战争的伤亡，仅仅是种族的屠杀和灭绝，总数就超过了五千万人，其中，仅仅在美洲被屠戮的印第安人就超过了2500万。二战期间，纳粹德国杀害了犹太人超过600万人，前苏联肃反杀了70万人……

在华夏，一个白起坑杀了40万赵卒，被骂了二千多年，从封建帝制到建立共和国，前后近四十年，包括战争的伤亡一共死了多少人？从1911年开始算起，到1949年建立新政权，全部加起来不足抗战八年伤亡的四分之一，解放后，新政权采取的政策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如果按照前苏联的肃反政策，那还不杀得血流成河啊？可是华人对生命的理解与西方人是不一样的。

也有一些混球学西方学洋人的，从慈溪出来的那个光头佬就是如此，太过嗜血，还皈依了**，他如果不是那样弑杀和残暴，江山会那么容易丢吗？本来就是一个学汉学的，非要去搞不伦不类的洋学，最后死的时候穿的居然是长袍马褂，这算是个什么怪物？不过他后来跑到小岛子上后，多少也是明白过来了，对他怀疑的和控制的人也不动刀了，圈禁！有的是自愿被圈禁，有的却不是，不过，光头佬在小岛子上是再也没有杀“肱骨重臣”了，这倒是真的。

哈维听出了瑙曼的话中话，他想起了李凡的告诫，没有直接硬顶，淡淡的说道，“你们在打开箱子的时候遇到问题了？坦白说，你们的胆量比我大。”

说着话，哈维从大班台后面走了出来，“我请你们到会客室里喝咖啡，在那里，我们可以坦率的开诚布公的发表各自的带有建设性的意见，请吧！”

的确，这些从柏林来的人也太没有礼貌了，他们向门卫亮出了自己的身份后，就直接上来冲进了哈维的办公室，这也是哈维对门卫之类的要求不严的原因。

话说，类似哈维这样规模的企业，在德国可以说是比比皆是，是那种典型的比上不能比，比下也不能比的特殊公司。论起来，哈维公司上市了，市值也有不老少，论办公地点，却又与别人不一样，不是在特殊的大型写字楼里，也不是像BBA那样有自己的办公城，外人想进去，就是让你自由的找，怕也是得找一阵子。

按说，哈维已经有了自己的圈地，在汉堡这样的德国第二大城市，能够圈下1公顷的面积作为自己的办公和工作用地，这已经是个奇迹了，可要在这块地上建立高楼大厦……那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毕竟，这里是靠近城市的郊区，这里的规划不允许盖超过20米高的建筑，所以，哈维公司的写字楼就是一幢只有四层楼高的普通建筑，紧挨着的就是一个类似五角大楼那样的建筑，远看像是平房，进到里面才发现，这其实是从下到地面上的四层建筑，在这片建筑里，有分拣车间，存放仓库，有特殊物品的鉴定检查区，也有放置大型物品的场地，在阳光明媚的靠南方向，还有一层是专门搞学术演讲或者是培训员工的场地，而建筑的中间则是一个比较大的花园，在这幢建筑里，还真有咖啡厅和一个小酒吧。

在哈维公司上班的人数是不固定的，有时人会很多，有时这里静悄悄的几乎没人，整个建筑群的安保防卫主要是依靠与附近警署连线的电子围栏，大量的电视监控几乎没有死角的把整个公司都监控着，公司的安保是外松内紧，前松后紧，啥意思？就是外面看上去似乎这里与普通的公司区别不大，可在特殊物品区的安防那可是行业内顶级的，比如地下库区，等闲人根本就不知道在哪儿。

前松后紧的意思是，前面的办公小楼的安防形同虚设，就是一个门卫在那里登记来访的客人和向内通报，公司连个前台都没有，来的人根本用不着要对前台的小姐这样说那样办的，人家这里根本没有。话又说回来了，就哈维这地儿，平常还真是没什么人来这里，一个连营销部都没有的公司，不卖东西不买东西，谁来啊？来干嘛啊？就算是有业务谈，啊，比如刘道源啊、薛万锦啊等，连他们都不来，都是把老哈维叫出去，找个地方先胡喝海塞一顿再说，生意？吃饱了再说。

从柏林来的瑙曼和恩佩利就是钻了空子，调查小组前来的时候，是按照规矩在门卫那里报备的，可门卫看了他们的证件后，直接就打电话给办公室秘书了，然后调查小组就被跑出来的秘书接到会客室里了，而一路上连个人影都没有，正是调查小组的人回去后把这个事情当笑话讲给瑙曼和恩佩利听，所以这次他们前来就完全不讲究了，就像一些税务官、法警到乡下农场里那样，直接去找农夫，找到了就是一通连哄带诈的开喷，把一些农户弄得心惊胆战，只能乖乖的任凭前来的官员摆弄，可以说，这套的效果是非常好的，瑙曼最早干的就是这行。

不是说西方人动不动就甩出一句话，“去找我的律师”吗？的确是有那样的，可要是律师的收费过高，要是明显就是偷税漏税，律师也不会管，何况，有些税务员的先问对方的律师，问清楚了才去农场找农夫的，这样的故事其实在哪儿都有，不过是表现方式不一样，而瑙曼这人就习惯于这样干。

从一个伴随税务官的法警变成文化部官员，不能不说瑙曼也是经历过多年的磨练和再学习的，同时，也是遇到了特定的机遇，如果没有这样的机遇，瑙曼估计还是会在一些地方机构里客串各种小吏，正是这个机遇，让瑙曼现在是文化委员会下属的正式官员，在级别上不能算高，可在职权上管理着许多文化事情。

二战结束后的德国是没有文化部的，即便是现在，严格说起来，也不能算是一个标准的文化部，事实上，在中欧和北欧的一些国家里，在内阁里都没有专职文化部设立，文化事业往往是归化到社会事业部等部门里，上世纪末，德国**施罗德觉得堂堂德国这样一个中欧的重要国家，连个像样的与大国对等的文化部都没有，这实在是不合适，从那时起，德国设立了文化、媒体国务部长的职位，虽然不是单独的一个内阁成员，可也不能就有一个国务部长了事啊？相应的机构就进行了一次合并、扩充等，形成了不挂牌的文化、媒体国家机构，在这里咱们就称之文化部好了，瑙曼就是在那次的机构扩容的时候进入到了文化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