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的案事刑断，昨日圣人已经同宰相们商讨许久，并拟定出一个刑部、御史台、大理寺三司联合执法的《开元五年追赃格》，由门下省领衔督办，哪怕用上接下来一整年的时间，也要将这凭空消失的五百万缗赃款尽数追讨回来，涉案必惩！

至于涉案人员的追惩，仍循《唐律疏议》中职制、杂律并监主受财枉法等律令的规定标准。

原本按照李潼的想法，是觉得《唐律疏议》中规令太过严格，譬如《职制》中受财枉法得绢十五匹便当绞，坐赃致罪，十匹便徒刑一年。

《唐律疏议》是永徽年间的旧法，按照当下的时价，一匹绢不过三到五百钱之间，这就是涉案金额不足十缗便要或死或徒。

这样的惩罚力度，无疑是极为严格的。李潼倒不是觉得对贪官的惩罚太狠，而是觉得按照这样严格的标准，依照开元当世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太过严格的律令执行起来效果可能会大打折扣。

律令的意义不在于惩罚，而在于震慑。这么低的标准，实际察发起来实际是非常困难的，律令中已经是当死的罪行，但在现实的情境中却会频繁发生。

刑司即便再怎么公正严明，也不可能盯紧所有官员这种日常生活中的小额进项。当罪但却无刑，长此以往，人的警惕自守便会越来越松弛。

真正到了察发大赃的时候，十缗当死又或百缗当死，实际的区别已经不大。虽然都是一个死，但在小恶作大的过程中，律令已经丧失了本该具有的威慑性。

立法需要严格，执法却要谨慎。想要保证律令的威慑性，就要做到不枉不纵。

李潼作为一个现代人，是从立法与执法之间的执行矛盾思考这个问题，觉得执法标准要切合经济发展的水平。

若立法的惩罚标准远远低于现实的经济价值标准，法律就会处于长期的无从执行的状态，从而造成司法的惰性，也会造成冤假错漏的现象发生。

可是当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宰相姚元崇却以古代人的思路提出了另一个解释：“前人之所立法督官，所重不在乎轻重，而在乎有无。受绢十五匹当绞，所惩非此绢数，而是因其所受非分！冠缨之士，恒有国禄饲养，若衣食不循法度纳之，则君恩何所显现？国以禄米飨赐，岂可与庶人共货沽力用之！”

姚元崇这一番话算是道破了中古立法的一个本质，那就是虽然看起来律令严格、尺度有定，但本质上仍然是德治。

律令之所颁设，所规定的并不是你罪行的轻重，而是你究竟有没有犯罪！只要你犯了这一项罪，那就可以据此否定你这个人！

听到姚元崇这么说，李潼才终于理解了在他看来《唐律》中有些不合理的地方。

唐律在治民罪当中不失宽宏，政治清明的时候，甚至大理寺一年判决民罪死刑都寥寥可数。

但是在治官罪中，唐律则严格有加，不乏一些吹毛求疵、严酷至极的条令。如此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简直不像是一部封建法典。

《唐律》本质上仍然是一部封建法典，其立法主旨仍然是以德治国，而非依法治国。但面对不同群体的差异性所体现出来的进步的人文精神，仍然是不容抹杀的。

明白了这些，再看《唐律疏议》中那些规令的差异，心中自有了然。小民与官吏身份地位本不相等，那其道德要求自然也不相同。

小民日常所关，不过家室四邻，或有行差踏错，律令亦不轻夺性命，给其悔过偿错的机会。可若官员德行有暇，上负于君，下负于民，必须要从严惩处。

所以律令设置的根本，首先是要确立一个道德的是非观，然后才是执行力。

按照这样一个标准，圣人所秉持放宽量刑的提议，看似提高了律令的执行力，但实际上是突破了社会道德的底线：律令不再是是非的界定，而是你虽然错了，但却有可磋商的空间。不仅仅是执法尺度的更改，更是对善恶道德的一种退步要求。

听完姚元崇的解读后，李潼也意识到自己的想法有误。起码当下这个时代，国家之所立法，首先还是要秉承道德的坚持、界定善恶与是非，而非盲目追求彻底的有法必行的法制。

《唐律》关乎道德操守的底线，虽然许多规令施行的力度未必多高，但除了律令之外，朝廷还会有格、式等时效性与执行性颇高的规令补充。

比如李潼跟宰相们拟定出来的《追赃格》，就是专行于开元五年，针对这一系列贪赃案事的规令。

《唐律》中有六赃的条令，这当中罪行最高、量刑最终的便是受财枉法。按例来说，官员们贪赃够不上这样的罪名，仅仅只是受所监临与坐赃。

这两项罪状算是轻的，仅仅止于徒、流之刑，像坐赃致罪仅止于徒三年，哪怕贪赃数额再高，定刑也不再增加。

但李潼却并不打算这么轻易放过这一批赃官，所以在《追赃格》中拟定了几条标准，以断赃官是否有伤国用而加枉法刑。一旦罪定受财枉法，那就是十五匹即绞。

抛开财司在勾检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接下来朝会便到达了群臣最期待的岁赐份额的公布。

今年上半年因为圣人出征青海的缘故，几乎掏空府库，内外财政都是捉襟见肘。可是到了下半年，由于对外扩张所带来的商贸井喷，朝廷也因此大收利好、府库充盈。

有惩则必有奖，圣人都算计着要在外苑搞一个高端生活社群了，当然也要对内外尽责尽劳的群臣们大加酬赏，所以今年岁赐的赏格也是拟定的前所未有的高，足以令群臣笑逐颜开，舒舒服服的过上一个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