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并不知这也是圣人对他的一个小小考验，想借此看看他是否已经具有进入政事堂的资格。

张说也是一个少年成名的典范，永昌年间制举夺魁、惊艳河洛，凭一己才力突破了家世的不足，获得许多时流名臣的欣赏。进入开元后，在朝则历任台省，在外则经治地方，可以说是皆有建树，到如今资历上也已经足堪拜相。

但不同于宋璟的入朝便立即拜相，李潼对张说还是有所保留，不是因其才能有逊，而是因为这家伙太聪明了、以至于原则性不够强。

眼下开元政治井然有序，倒不存在什么大是大非的立场问题。凭张说的才能资历，拜相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但是早是晚，区别却很大。

眼下的张说，年纪还不到四十，但时誉已经颇著，在士林文坛中的声誉已经威胁甚至将要超过李峤这位老国手，即便此际拜相，也可以说是众望所归。

但张说为人灵活、社交能力极强，壮仕之年便高居宰执的话，一旦原则性与自律性稍逊，就非常容易滋生朋党、逾越本分。

这也是李潼一直对其且用且防的原因之一，如今内外事务日渐繁多，他的确需要执政能力极强的臣员待在政事堂。诸如钟绍京等旧人虽然忠诚可靠，但在能力上却有逊色，所以即便拜相也往往担任并不长久。

如今政事堂几名宰相，也不是李潼理想中的最佳组合，像户部尚书姜师度，明明已经位居宰执，但却仍然有欠执政全局的视野，所关注最多的还是天下州县何处可以修埭通漕，偏科的严重。

宰相这个位置不止要沟通上下、作为帝王与朝廷沟通的桥梁，也要具备全盘的视野与通辨的能力，才能上如果有所短板，就会加倍的彰显出来。

过去几年政事堂官位轮换也有多员，但真正称职的却是不多，能够得一个中否相间的评价已经算是客气。这还是因为有圣人总揽大局，天下由乱转治、国力蒸蒸日上的大方向所导致的，宰相们的政治之功则就体现的不够明显。

过去数年，朝廷的执政脉络是从最初的由乱入治、恢复生产，再到重修武备、向外开拓，扩增财源、修律修典，到如今，内外都已经没有大的危患，或者说一些隐患都已经潜伏下来，难以再直接的察辨出来。

这样的局面，其实需要执政的宰相们拥有更强的能力，才能见微知著、从小处察觉并杜绝隐患的发展。

张九龄之所以能够成为开元最后一位名相，就是因为在他执政期间，能够从盛极一时的开元盛世当中洞察到许多的积弊与隐患，并在之后的年岁中一一应验爆发出来。

只可惜那时候的开元政局已经不复最初的开明包容，君臣承平享乐、讳疾忌医，没能进行系统性的自我纠错。

李潼虽然不失居安思危的觉悟与精神，但他毕竟高高在上、久居禁中，很难完全体会民间的疾苦，所以也就需要宰相们正谏匡扶，才能给世道局面的发展带来新的推动力。

因此对于张说，李潼也就有着更高的要求，除了才能之外，更看重其品德是否有了长足长进。张说归朝数年，一直都在考察期中，这一次主持今年的科举，便是一次阶段性的考核。

至于说截胡张九龄这个张说的干孙子，也不只是纯粹的恶趣使然。

能够得到前后几位宰相的欣赏举荐，张九龄才学自然已经颇有可赏。得到圣人的关注后，更不需要再走原来的老路、投身张说门下。

李潼是打算将张九龄培养为张说的竞争者，在未来无论是政坛还是文坛，都逐渐的将张说给取代掉，自然容不得两人相见两欢、其乐融融。

张说自然不知圣人这一番思路，他还没有真正上位，便给他准备了一个宿命之敌。若是知晓了圣人这一想法，怕是少不了要感怀圣人的用心良苦。

延英殿奏对完毕之后，李峤与张说便起身告退，而早已经在侧厢等候多时的宋璟也被宫人引入了殿中。

“臣叩见圣人！”

宋璟趋行登殿，先作大礼参拜，直至殿中响起圣人口称免礼，这才缓缓抬起头来，及至见到圣人正一脸亲切笑容的垂眼注视着他，神情便又不免激动起来，再作稽首道：“旧者使命出京，天颜一别经年之久，臣幸不辱命、归来再拜，窥我主上盛态如昨、音容不损，感恩苍天、庇我明主，唐业壮盛、盛斯一身……”

李潼听到这话，不免大笑起来，终究还是感情深厚的老同志让人感动啊，久别重逢，旁人或许感慨世道之变迁、君威之日盛，唯有宋璟感动于圣人还是跟当年一样帅！

当然这话也不只一人说过，但从宋璟口中说出则就显得更加动听，因为在他口中讲出才更像是事实。

“昔年情事，亦常萦绕怀中。但今眼望卿，却已经不是故态。宋卿身系重任，使远繁劳，匡社稷于边土、复唐威于东胡，国肥卿瘦，增损之间，让人感动啊！”

李潼站起身来绕过御案，亲自将宋璟搀扶起来，君臣对望，彼此眼神中都充满了久别重逢的喜悦。

待到各自归席，李潼才又问起一些平灭粟末靺鞨的细节。

虽然说早年张仁愿入朝的时候，辽东方面的东胡问题已经颇有改善。但是乞四比羽所率领的粟末靺鞨仍然滞留海东，且背后还有新罗人的暗中扶持，一些高句丽与百济遗也都向彼处靠拢，靺鞨人的势力一度壮大到十万户之巨。

宋璟到任之后，虽然也在积极征讨靺鞨贼众，但当时东北并非大唐主要用武之地，加上乞四比羽得到新罗的暗中支持，一直游遁于海东与大同江南北高句丽故地，始终抓不到全歼其部的机会。

一直到了开元七年，事态才迎来了新的转机，新罗的孝昭王英年早逝，但却并无嗣子继位，只能求访大唐，希望大唐能将作为质子的王子金隆基遣返册封。

当然，金隆基也并不是新罗国王的唯一选择。新罗奉行骨品制度，拥有王位继承权的圣骨早在多年前便已经断绝，自武烈王金春秋之后便都由真骨家族继承王位。

虽然一部分新罗贵族仍然希望武烈王金春秋后嗣为主，毕竟新罗是在金春秋父子手中完成了半岛上的统一。但也有一部分新罗真骨家族认为武烈王世系享国已久，如今既然绝嗣，那便是天夺其眷，并不想将金隆基迎回，而是由其他真骨家族继承王系。

因为新罗内部发生的混乱，一直到了开元八年朝廷才接到新罗所投递的国书。

当然在此之前针对新罗的内乱也已经有所商讨准备，为此甚至叫停了向漠北郁督军山出兵的计划，以泉玄隐与黑齿俊这两个高句丽与百济遗民的代表为使节，护送新罗王子金隆基归国继统。

彼时朝廷已经做好了唐罗之间再开始大战的准备，宿将杨玄基、张九节等也都各领河北人马奔赴营州待命，靺鞨人的存在反而成了一个次要问题。

然而这一场唐罗大战终于没有打起来，毕竟高宗年间唐罗之间之所开战，一者在于新罗国内群情统一，二者还有百济与高句丽故地的巨大诱惑，第三大唐还身陷与吐蕃交战青海、两线作战的泥沼中。

可是如今大唐边疆无事，反而新罗国内陷入了没有君主的内乱中。最终，唐使还没有抵达大同江以南，新罗国中的政斗便以亲唐一派的胜利而告结束，群臣北向趋迎大唐所册封的新王。

金隆基归国继位之后，有鉴于国情仍是不稳，再加上也亲眼见到营州数万唐军陈戈待征的场景画面，于是便上书朝廷，以德薄力弱、难辖远土，恳请朝廷再于大同江以南重置熊津都督府，而熊津都督府所辖便是百济故地。

大唐在攻灭高句丽与百济之后不久，便与新罗之间围绕这两国故地展开了长达七年的唐罗战争，最终迫于两线作战的压力，大唐接受了新罗的入贡请罪、结束了这一场战争，同时也算是承认了新罗对两国故地部分占有的事实。

不过这一次因为新罗内乱，新罗王金隆基全凭大唐的扶植才能归国继位，为了稳定彼此之间的关系，又不得不将此前所占有的成果吐出，百济故地再归大唐掌控之中。

大唐虽然重新设置了熊津都督府，但又在百济故地与新罗接壤的区域设立了一个临海郡国，以新罗贵族金朝隐为临海郡王。

这个金朝隐同样是武烈王金春秋的后嗣，其父金仁问常年留唐，甚至在唐罗战争期间还一度被高宗皇帝封为新的新罗王。现在大唐助其析地立国，自然也是为了保持新罗的持续分裂。

没有了来自新罗的扶持与帮助，靺鞨余寇便也没有了继续折腾的余地和空间。

在营州都督宋璟步步为营的持续逼压之下，其生存空间逐渐收缩，终于在去年初冬之际，唐军探知到乞四比羽老巢所在，一战将之围歼，结束了自契丹叛乱以来持续近十年之久的靺鞨之乱。一度让圣人警惕不已的渤海国，终于被成功扼杀在萌芽之中。

“此役授首贼酋，乞四比羽以降凡十数人等，另有阵前受缚多人，目下已经在押营州，只待朝廷遣使降罪惩戒。首恶诸员以外，另有粟末靺鞨并诸东胡杂部三万余户，亦需妥善安置……”

一场战争结束，仍有大量的首尾要跟，特别对于收复领土与民众的管理，更关系到战争的成果能否长久保持。所以在讲到这几万户靺鞨战俘的安置问题时，宋璟也是不免神情严肃。

李潼闻言后便又询问道：“有关这一事则，宋卿可有良策构计？”

宋璟多年担任营州都督，对此自然不乏思考，听到圣人的垂问，便即刻说道：“靺鞨本非新患，旧置营州，役使之余，亦不乏赐田授地之恩，之所以仍然易躁难驯，不在于民不可教化，而在于其所领户宗主欲壑难填！臣攻入贼营时，所见士无甲、民无衣，丧乱饥馑，老少难活……

生熟诸胡，之所以胡性深在，在于其所督统诸酋欺上虐下，凡此诸类仍在，便难移风易俗、从善教化。此诸类圈民为畜，截挟王命，若不加根除，纵有德治布施，亦是枉设，天恩独揽而下民倍怨！

若必欲招纳群胡，需绝其封建世统，编户纳之。不需厚币良田，虽三亩薄业亦倍余旧所生计，散附州县，可补耕垦生力之不足。胡性散漫，聚必生骄，若有所瞻首，则必更躁，风俗难易，久则必乱！

不能以我中华之法统摄，虽千万之众，亦需围而杀之，不遗祸于后世子孙！三年革弊，三年易俗，三年教化，积事九年，若仍冥顽不灵，此天弃其类，错爱必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