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如贞观名相马周，在获得玄武门功臣常何的引荐后又得到太宗皇帝的欣赏，直接便入朝担任官职了。

至于开元以后干谒之风大大盛行，原因则就是随着皇权更加的集中，以及整体政治生态的改变，科举之外的选士空间被大大压缩了。

挽郎、斋郎虽然仍有选人资格，但却每每辗转下僚、不得升迁。南衙府兵制的崩溃，募兵彍骑代替了品子宿卫。

这样就使得原本走在其他道路上的选人们纷纷挤到科举中来，权贵们也越来越喜欢通过干涉科举结果以彰显其个人的政治威望。甚至就连权相杨国忠的儿子都投身科举，考得不好又回家求他爸爸帮忙改成绩。

干谒之风的盛行，其实就是对其他遭到压缩的选士途径的一种补偿机制。这就造成了科举丧失了最初的公正性，选人们质量参差不齐、泥沙俱下。而到了中晚唐时期，科举选人们更成了地方节度使的人才储备库，而干涉科举也成了节度使们夸威于朝廷的手段之一。

李潼今年针对科举的改革，主要分为两点。第一是对术科选人们的优待，不只名额大增，而且几乎不设守选。第二就是糊名，让科举的选拔形式更加公平。

这两项改变给当下政治格局所带来的触动，相对而言还是第一项更大。三项术科统共选募了四百多名新选人，虽然这一数量较之大唐内外官员的上万规模仍然不算多，但这三项术科却是常科，换言之每年都会进行考选。十年之后，便是数千选人。

这么多选人逐年递增，而朝廷所能授予的官职则是有限的。无论是对守选周期的延长，还是对其他选士途径的名额侵占，都是一个极大的压力，值得深思。

对于这一点，李潼也是不失考虑。他也不想为了提拔寒门举人，便让国家政治机构陷入冗员低效的泥沼中，所以对于今年的这种招录模式又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那就是恩科。

因为开元维新，所以朝廷恩开科举，施以普录。至于在接下来的科举中，则就依照实际情况而有所改变。虽然他本质上就是在压榨官员品子蒙荫空间，但话总不能说得太明白。刀子还是要一刀一刀的割，能来软的，不来硬的。

而且寒门中的人才，说实话也并没有旺盛到逐年都可以如此大规模收割的程度。

否则李潼大可不必再推广印刷与州县小学，每年都有四五百个可用之才实现阶级跨越、进入统治阶级，在原本官僚系统不出现大规模减员的情况下、正常的新旧更替中，多大的疆域领土也够用了，还不如把这一部分投入直接转投到军事建设里，开辟更加广阔的疆土。

至于糊名制的普遍实施，本身引起的争议并不大。第一自然是在整套典选系统中，科举的重要性仍然不够高，有铨选挡在前面。而且眼下的科举，本来就是因为公平才在诸选礼中鹤立鸡群，糊名只是将这公平性更加强化。

李潼本也不是顺当继位的守成之主，旧在西京行台与东都靖国时期也都是杀人如麻的狠货，杀了这么多人，在一个初级的选礼中进行一些并不触及根本的改革，若还掣肘无数、阻滞重重，那更谈何根本的改革大计？那些时局中的幸存者们，也就太头铁了。

而且就算是朝廷进行了这种糊名改革，其实外州举人们的成绩仍然不够理想。特别是在明经与进士两科中，最终的选录结果竟然与往年大同小异、相差不大。

这其实也很正常，倒也并不是说外州贡举人们才能整体偏于平庸，而是所处的教育环境不如两京这么优厚。大唐并没有形成后世那种经学儒典相对固化的统一，因此学风如何对士人影响就更大。

不要说眼下这种中古时期，哪怕后世教育资源已经那么丰富，区域之间的差异仍然不小。这跟智商高低关系不大，只是环境给人带来的影响具体体现。毕竟像张九龄那种从岭南到长安、压得两京俊彦黯然失色的狠人实在不多，哪怕诗情出类拔萃的李白，尽管勤于干谒，仍然不敢轻入考场。

糊名与否，最后的结果竟然如此，这也说明起码在此前，两京权贵们即便对科举有所干涉，也极为有限。他们更加感兴趣的，还是铨选。

李潼通过对科举诸科的结果总结经验，心中也是颇生感慨，除了意识到要加强外州教化力度之外，对于两京学术中心地位更加巩固也是颇生高兴，这能让更多的外州才力涌入京畿。

不过很快他的好心情便被打破了，隆庆坊别业中突然传递消息：若再不归，家恐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