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书侍郎韦承庆免冠顿首，神色铁青的凝声道：“臣奉制于中书，却未能明宣恩威于内外，以致城狐社鼠屡不绝迹，惊扰宸居，干犯政治，臣之罪大！叩请悬臣一首、曝臣一尸，威宣皇命，以警内外，骁力盛用，破贼定边！”

契丹近年虽然壮大于东北，但也仅仅只是大唐羁縻秩序下的一个东胡部落而已。就连久为草原霸主的突厥与盛极一时的高句丽在大唐铁蹄征伐下都已经成为了一个历史，区区一个契丹闹乱，本也不算什么大患。

但这件事之所以难以令人接受，还在于时机实在是不巧。突厥刚刚寇掠河东，朝廷在河东的战况已经不够光彩，结果本来征发用作反攻突厥的东胡契丹再反，这往小了说是北方的羁縻秩序已经近乎崩溃，往大了说就是高宗旧年所取得的边事盛功几乎毁于一旦。这个旦还不是指的时间，就是当今圣人！

皇帝于朝堂中悲哭失德失治，乃至于要拔剑自杀，群臣当然不允许发生这样的情况。但总要有人站出来承担这样一个罪过，历数内外，只有中书侍郎韦承庆这个真宰相才有这样一个资格。

除了韦承庆之外，也不是没有别人够资格。比如说皇长子、豫王李成器，但李成器本身就与幽州方面无甚牵扯，而且此前豫王担任天兵道大总管驱逐突厥，虽然没有什么确凿大功，但起码是将突厥赶出了河东。

当然，除了朝中诸众，还有另一个人更具分量，那就是坐镇陕西的雍王李济。虽然说雍王与东北局势牵连更少，但雍王分陕以来，大兴征伐、恐吓诸胡，将贞观以来所形成的羁縻秩序破坏殆尽，这也使得周边诸胡与大唐之间的矛盾越发凸显、越发尖锐起来。

事实上过去这段时间来，朝中就有一些声音在主动的将都畿道大肆征发课役所激发的怨情指向雍王。雍王好武功，屡屡挑衅积忿于诸边，以致边情紧张危急，也迫使朝廷不得不失恤于民，修戈备武于边。

不过这一类的声言逻辑实在不值得推敲，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边患频生，朝廷也实在不敢过分触怒雍王，因此这一类的声音都被压制下来。

非但不敢招惹，反而要优加抚慰，就在新年刚过不久，天兵道大军抵达并州逐走突厥后，朝廷便又加封雍王千户食邑，以犒奖陕西道诸州积极响应朝廷此前的招募征集，只是被雍王给拒绝了，并不以此为功。

此时在皇帝一番作态下，韦承庆不得不主动站出来承担相关责任，还算是识趣。皇帝当然也不可能真的降罪诛杀韦承庆，只是将之左迁秘书监并罢知政事，算是给幽州此乱定下一个处理的基调。

至于莘国公窦孝谌，那自然只能是死国的忠烈了，需要优加抚恤追赠。营州都督赵文翙，纵容契丹藏奸为祸，未能早作查发，论罪遣使就州斩之。

除了一应追究示意之外，最重要的自然还是该要如何平定叛乱。

叛乱爆发于此时，对朝廷而言既是不幸，也是幸运。

不幸之处自然不必多说，而幸运则在于当下这时节，李尽忠虽然兴兵叛乱，但因其部众寡弱，又适逢冬寒大雪，虽然短时间内窃据幽州，但随着单于道前锋杨玄基部回攻，不得不引众退回其松漠州族地，兵乱没有波及到其余河北州县。

所以说定乱是一定要定乱的，不过并不像去年冬里突厥入寇那么军机急促，朝廷仍然不失调控的时间。起码在开春雪融之前，契丹暂时是没有足够的力量向河北出兵。换言之，朝廷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可以调控人物力量，以布置定乱。

可问题是，就算有这两个多月的时间，朝廷也未必能够筹措出足够的人力物力。年前河东一战，都畿征员达十万之众，人物俱已用穷。

经过突厥一番寇掠，河东诸州俱损失惨重，已经不能做到就地为补，而且还要防备突厥食髓知味、卷土重来。可以说，聚集在河东这十万卒众，无论是就地驻扎，还是转赴河北镇压契丹，朝廷都没有足够的钱粮支用！

至于河北诸州则就更不必说了，年前年后已经经过一轮征发，人物聚集于幽州准备出兵漠南，结果却被契丹造反所搅乱，短时间内也很难再作新一轮的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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