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或者说资本的力量，在当下这种中古世纪的生产力水平下，当然是没有强大到能够成为一国之命脉的程度，否则历朝历代便不会以重农抑商为根本。

农耕政权中，土地的产出就是维持一个政权的基础所在，其他任何获取资源的途径都不能与之比拟，因为土地恒有所产且不失度支。任何中原王朝的覆灭，都与土地政策的得失休戚相关，哪怕是自嗨过头、亡于外族的西晋。

当然也不可否认，商贸政策的合理应用，对于朝廷行政手段的不足也是一大补充。特别是大唐这种幅员辽阔、战线绵长的强大帝国，单纯农耕为本的行政手段，远不足以维持长期有效的统治。

李潼要把成都打造为一个金都的想法并非起于一时，当他提出飞钱这一概念的时候，心里就有相关的设想。不过当时的他刚刚结束丧期，仍然面对一个前途未卜的问题，纵有想法，也没有尝试的条件。

现在虽不至于说条件完全成熟，但起码也是拥有了极大的自主权，一些设想可以放开尝试。

蜀中的人事调整，自有大行台在经过充分权衡后拿出一个整体方案。至于眼下，李潼则就跟李光顺商讨一些具体的设想细节：“未来蜀中勾连各方的商贸事宜，必然是要做一个统筹监管。之后行台会于益州大都督府之外，加设一个市榷使职，征取榷税，以金银为钱，量货取资。”

“金银为钱？那绢、钱又将怎么行用？”

李光顺闻言后自有些不解，开口询问道。

“绢钱仍然照旧行用，无扰民生。只是官府在榷量的时候，凭金银为尺度。”

金银等贵金属，长期的不作为货币使用，只是作为一种高昂稀缺的原料，或是打制奢侈器物，或是用作储存。一方面金银并没有一个长期稳定的产出，另一方面金银如果作为货币，其物理属性又决定了朝廷很难就此动什么手脚。

以铜为钱并通过滥行新钱来掠夺民间财富，这也是中原政权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这其中最明显就是魏晋三国时期。

魏蜀吴三国除了在战场上争权斗势，在金融领域也是变着法的比较谁发的钱更烂，魏国搞新五铢，吴国就发当十、当百的大钱，蜀国一看还能这么玩，当十当百太小气，老子直接当千。这样的钱币，其信用度可想而知，全成一个笑话。

即便不论前朝，本朝高宗行新钱以代替开元通宝，结果也遭到了长安民众的自发抵制，乃至于为之罢市。

金银物理属性稳定，其作为货币的优越性自不待言，而且也有人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

王方庆就曾对李潼讲过，岭南特别是广州等地，民俗就是以金银当钱，一则岭南多有金银产地，二则广州又是外贸集中地，参与交易的买卖双方成分复杂，所以对货币的要求度就更高。

大行台在行政手段上是要逊于神都朝廷，就需要在商业方面进行补充，需要刺激商贸，让交易频繁发生。采用金银作为结算货币，也是促进商贸发展的手段之一。

但是这种变革，势必需要一个接受过程。所以李潼还是从商贾下手，商贾们贩殖为业、不事耕织、凭本生利，其对风险的承受能力自然要高过寻常小民，而且只要有利润存在，就不患商业萧条。

本身抗压能力不弱，即便新法不合时宜，所带来的反噬也有限，起码不足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一旦有了成效，又能获得最直接的反馈与收益，自然是最适合的实验对象。

李光顺对此考虑的自然没有那么深远，总之觉得少弟的决定就是对的，对此倒也没有提出什么意见，只是点头应是。

用过早餐后，杨思勖又来报庭外郭元振求见，李潼举手吩咐召其人入内，却见一边的李光顺欲言又止，便笑语道：“阿兄有话要说。”

李光顺闻言后稍作迟疑，还是开口道：“郭元振才器的确不弱，但性情却难恪守恭谨。我倒没有太高明的观人之法，也并不是说其人忠义有亏。但此类烈驹，还是需要且策且御。”

李潼闻言后便笑着点头道：“阿兄良言，我记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