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足饭饱后，再登厅堂，气氛就融洽得多。特别李潼，越看娄师德这浓眉大眼的老先生越觉得喜欢，有能力还会烤肉，智商、情商都不错，这才是他想象中良臣该有的风采、素质。

“方今朝廷仍有余乱不已，诸方俱以拱护皇嗣为功，这也实在可笑。皇嗣之于圣皇，骨肉至亲，武氏诸王或趁邪幸刁难皇嗣于事，但皇嗣长居宫苑、宿卫精良，又岂有杀身之患可供群众争功？朝士以此争论，已经入了邪道！”

娄师德不仅仅只是方面之才，还曾经坐镇政事堂主持政务，老实说算是到目前为止，李潼所拉拢牌面最大的人物。资望、能力以及功勋，俱有可称。

所以李潼跟他谈论起来，话题的广阔度就更大，并丝毫不掩饰自己对眼下神都城中局势纠纷的厌恶。

娄师德闻言后，也是深有同感的点头答道：“殿下此言，诚是切入根本。臣短留长安之际，也有朝廷使臣叩门来见，所言朝情，阴有妖异之言。圣皇履极，乃海内群众递表劝进，皇嗣亦在群众之中。

如今圣皇归政，朝士不该穷追不舍，以凌越为功。殿下首义，诛杀国贼，不以旧事为美，慨然西向，志力高蹈于边，风骨彰显，唐家幸得殿下，此臣虽微才但仍勇作投献之因。唐家立业以雄壮，有志者不该拘泥于内情故事、不能自拔。”

“此邪情乱事不足深论，圣皇恩我、无以复加，小情或得微忤，大事绝不失节！如今暂作退避，播威于边，但若朝情长久不定，也无惧问事国中！”

他奶奶所使用的这些宰相们，像李昭德、狄仁杰等，各自都有稳定的立场乃至于派系，他们与李潼之间，或能因为一时的利益诉求而暂时联合起来，但远不足以让他们的根本立场发生改变。

娄师德边功出身，全凭武则天提拔才得以入朝，在朝中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王城驿一事更是被关陇勋贵背刺严重，直接功爵俱毁、沦为白身。

更不巧的是，如今神都政事堂掌权的宰相，对娄师德都不怎么感冒。李昭德恃才傲物，还是单纯的有些看不上娄师德。

至于狄仁杰，政治上本就趋于保守，感情上天然就厌恶娄师德这种边功出身的人，担心这样的人为相，会加大朝廷在边事上的消耗，出于政见的不同，对娄师德更上升到政治手段的打压。

所以娄师德对雍王退出朝廷、着重边事的做法发自内心的认同，以及对朝内纷争的厌恶，也是结合了自身处境而深有感触。

这个话题，在各自表态后便不再进行下去，李潼接着便又说道：“娄公此行归边，对于陇边情势，想必已有所见，若得斧计，直言不妨。”

娄师德听到这话，便也正色道：“殿下治边之计，发乎前人未有，并不止于权力，囊括农商，搬运妙着，实在是发人深思。臣初得此计，尚在度其精髓，途中所积陈陋之想失于片面，反倒不敢再贸然进言。”

李潼闻言后便笑起来，老实说，他这一通计略的确不俗，配得上时流的称赞。

大唐立国以来，军政方面所奉行的仍是府兵制与均田制，这两种制度的优劣及意义不必多言。但到了现在，两种制度各有崩溃。军事方面，从高宗就开始招募健儿，募兵比例逐年增加。

但是在田制方面，则就乏于创建。高宗后期，无非休戈罢征、使民休养生息，但对积累下来的弊病，触及不够深刻，甚至就连关中祖业，土地兼并都日趋严重。

到了武则天时期，加大了扩地编户的力度，并将关中人口大量迁往河洛，到了神龙年间，朝廷所掌户数增长到了615万，较之高宗永徽年间的380万户无疑是一个明显的递增。

所以说武则天政启开元，也是有最直观的数据作为支撑。如果仅仅只是这老娘们儿不是人，杀人无算，道德败坏，这就是不是正确讨论历史的态度。

但是相对于户数的增长，朝廷在赋税征集方面的探索，则就显得非常滞后。人口虽然增长起来了，但是人力物力却得不到有效的调度发挥。以往的租庸调制度，已经不再适合管理这样一个庞大帝国。

这个问题，朝廷当然也意识到了，所以开天时期的名臣中，多有理财高手的身影，包括奸相李林甫。这些人通过各个方面的探索，或开源、或节流，以维持庞大帝国的运作。

但诸类尝试，收效却并不大，最直观的一个证明，就是开天时期边军节度使的权柄壮大。

简而言之，朝廷的收入已经匹配不上君王开疆拓土的野心，所以只能选择成本更低的模式，节度使大权逐渐揽于一身，并最终爆发、成为纠缠大唐始终的一个毒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