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层面的人身依附关系,王角在杀龙港,也是见识过的。
在山北的水稻种植区,大农场主或者说大地主,他们手中的土地,是要租出去的。
按照正常人的思路,或者说下意识的反应,便会认为,租用大地主手中耕地的人,应该就是贫农、雇农。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
大地主、大农场手中的耕地,其实主要租给富农。
富农在杀龙港辖内的市镇之中,一般是有住房的,租用大地主的富余耕地,是他们的工作、事业、生意。
然后维系着大农场主、多个富农之间的纽带,一般都是姻亲家族关系。
五服,这样的传统家族远近亲疏的名词,就是重点。
也就是说,能够租用大地主大农场手中土地的人,跟大地主大农场主本身,并没有出五服。
而数量最广大,生活最艰辛的贫农、雇农,往往就是租用一些“下田”,他们要付出很多的劳力,才能改造土地。
比如说开挖沟渠,方便灌溉和排涝,筛选土地中的石头,让土壤更松软,等等等等。
在这个基础之上,粮食年收益中的一半,基本就是“租子”。
或许名称上不叫“租子”,但换个面目,也就行了。
比如农具借用费、租赁费;粮种钱、稻种赎买钱;收割钱、转运费……
全部打包起来,一亩地的早稻产量如果有二百斤的话,一百六十斤是要出去的。
倘若在提供一部分鸟粪、蝙蝠粪,这就是最上等的“化肥”,又是另外要给一笔“采香钱”。
这个“香”,指的就是鸟粪矿粉碎料以及溶洞中的蝙蝠粪。
到了这个地步,只要租用的土地足够,还是能完成积累的。
贫农熬一熬,一代人过去,总能剩个仨瓜俩枣下来,子孙也能延续一下。
唯有那些雇农,其实是半点自有耕地都没有的。
他们不怕种地,最怕没得种。
这个没得种,指的是富农、中农不再雇佣他们种地。
一旦市镇中的富农,缺少个端茶倒水、洗衣叠被、牵马赶车的,便会使个法子,让人不再租地出去。
当雇农没了生计,就不得不转向城镇,因为人要生存,杀龙港这样的港口城市,城镇地区哪怕挑拣点剩饭剩菜,好歹是能活下去不是?
到了这个地步,人跟畜生是没有区别的。
而皇唐天朝的律令,蓄奴就是个大坑,倘若被有心人发现,而这个有心人刚好又有一点点实力,那么富农、中农的一代、三代财富,一夜之间被夺走,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所以,既不能光明正大蓄奴,又想要获得廉价的劳力服务,倒逼这些雇农甚至是小农中的一部分,进入城镇,这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王角在杀龙港,其实也见识过贫民窟的,那些个“东风氏”的眷村,大抵上,便是贫民窟的雏形。
只不过因为杀龙港的高速发展,哪怕有些藏污纳垢,但总算还是有些奔头,穿越前从媒体上看到的国外贫民窟,并没有出现在杀龙港。
但是在这个贞观纪元的广州城,王角可以确信,那个什么“东区”,便是个贫民窟也似的玩意儿。
而且延续的时代久远,要一直追溯到那一把还带着点苦味的灰糖时期。
两百多年前,就诞生了贫民窟。
征税衙门宾馆内的地方志地方风物等等书籍,其实讲了不少东西,很多都是王角在杀龙港怎么想都想不到的。
也没看过,因为无从问起。
有些事物本来就是要先看过之后,才能产生疑惑,那么王角才能有针对性的去问钱老汉这个“人形移动硬盘”。
看都没看过,又如何去产生疑问呢。
“卧槽,居然还有这样的操作?”
在地方风物这本书中,王角发现了一个极为惊人的故事,那就是“广交会”成立之后,早期还是雇佣“东区”人的,但是伴随着蒸汽机的推广,“东区”的人就逐渐退出了“广交会”成员们的工厂。
原因很简单,因为“东区”的人,大多都没有受过教育。
这里说的教育,并非是简单的校内知识,还有社会常识。
因为“东区”早期的失地农民多为獠寨出身,他们是獠人,原本就在生活习性和传统习惯上,有别于汉人,这种区别,衍生出了矛盾,于是在生产活动中,为了降低调和的成本,“广交会”的工厂主们,从源头上解决了问题。
老子不雇佣,不就完事儿了?
于是乎,因为工厂的不雇佣,进一步加剧了“东区”的落后、野蛮,这一片地区从原本的“三不管”,逐渐走向地下秩序。
暴力成为了维持灰色地带秩序的唯一手段,且是非官方,或者明面上是非官方的。
而这种情况,滋生出来的经济活动,既然不是农业,又不是工业,显而易见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第三产业。
娼妓、打手、杀手、赌徒、海贼、山匪……
所有违法或者违反普遍道德价值的行业,都能在这里找到。
没办法,人也是要生存的。
两百年的发展,使得“东区”宛若一个黑洞,刚刚好,卡在了广州城和白云山之间。
在白云山上,看完了“景泰僧归”之后,入夜的“万家灯火”,自然也是美景,然而美景之外,那些黑黢黢的一片,便是陪衬,便是不美,也就夜晚的时候,使人看不出一个大都会的黑暗、肮脏。
“我勒个去……”
房间内的第三本杂志,便是一个赌场的推广杂志。
名字叫做威尼斯人。
这是贞观两百年,一个名叫雅尼洛的伦巴第人,派出的使节团,抵达广州之后创办的。
当然当时创办的,并非是威尼斯人这本杂志,而是名叫“威尼斯人”的赌场,这个赌场,就在“东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