坞堡之下，北府兵的大军阵列已成，并没有急着去攻打张家堡。
数骑快马自后阵中出列，纵马绕过前军，来到坞堡之下，高声吼道：“张岩叛乱，官军剿贼，只捉元凶，胁从不问，若不投降，必为齑粉！”
晋骑纵马在坞堡下来回奔驰，不断的高声大喊着，以威慑堡墙上的庄丁。
果然，那些原本严阵以待的庄丁们，顿时心思浮动起来，虽然嘴里不敢说，但是脸上的神色明显是变得犹豫起来了。
千百年来，百姓们大都有着一种朴素的心里，就是不能与朝廷对抗。若是来的匪贼和胡虏，自然要血拼到底，而与官军对抗，则是造反。再加上堡墙下的官军不但数量是他们的两倍以上，而且器械精良，杀气冲天，与其对抗无异于螳臂当车，不自量力。众庄丁们难免会心思动摇，露出了退意。
晋骑一连来回奔驰了三遍，便不再继续高喊，又从大军旁边绕过，退回了后阵。
陈云蓦地拔出腰中的元瑾破敌刀，然后狠狠的斩下：“攻！”
轰轰轰~
随着陈云的一声令下，大块大块的巨石朝堡墙上呼啸而去，狠狠的砸在人群之中，砸在墙体之上，只见得尘土飞扬，惨叫声大起。
咻咻咻~
随后又是一阵密集的箭雨，将堡墙上完全笼罩住了，又有不少人中箭倒地。
一轮矢石攻击，堡墙上已死伤十数人，众庄丁何曾见过这般阵势，大部分都直接扔下手中的弓箭和兵器，一窝蜂的朝堡内逃去，只有一些张岩的死忠还拉着张岩躲在墙垛之下，再也不敢冒头。
随后，上百名晋军扛着土包冲到堡墙之下，将堡门前的壕沟填平，然后十余名悍卒推着攻城冲车，撞向了堡门。
在撞堡门的过程之中，堡墙上的庄丁根本不敢冒头，只要一冒头就有专门安排的神射手以弩箭射杀之。
张家堡的堡门虽然坚固，但是终究比起城门差远了，一连撞了十数下便被撞开，晋军如同潮水一般的涌了进来。
不到半个时辰，张家堡便被攻破。对于屡屡攻破大城和雄关的北府兵来说，攻打这种坞堡，简直就是牛刀杀鸡，轻而易举。
对于这种胆敢公然反抗的士族，县令汪群和都尉司马陈云按照司马珂的意思，给予了严厉的打击。晋军将张岩绑缚刑场，在全城百姓的见证之下问斩，还将张岩直系三代都贬为刑家，与当年的沈劲一般。张家的所有财产和土地，全部收归为官府所有。
张岩只是开了反抗的头，士族们的反抗并没因张岩被杀而终止。
众士族对于司马珂这种抑制兼并，削弱士族的策略，自是不服。大部分士族选择了隐忍，毕竟司马珂只是抑制，并非斩尽杀绝。但是依旧还是有很多不甘心的世家大族，纷纷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予以抵抗。
虽然大部分世家豪门都已经在衣冠南渡大潮之中南下，但是在江北还是有成百上千的士族，而且在那些世家豪门南渡之后，借机成长了起来，拥有一定的实力，大部分士族的府上或者坞堡之内都蓄养了不少的私兵，可以形成一股不小的力量。
于是在兖州东部、豫州东部、青州和徐州，都出现了士族公然对抗郡县政令的情况。
甚至在青州的琅琊郡还出现几家较大的士族联合起来反抗的情况。为此，谢尚派出了五千精兵才将其镇压下去。
但是，不管各士族如何反抗，司马珂只有一个字，就是“杀”。现在江北的士族，正是最式微的时候，如果此时不将士族的嚣张气焰打压下去，将来一旦各地繁荣稳定下来，各士族的势力将更加膨胀，他辛辛苦苦打下来的中原之地，不过是为各士族做了嫁衣。
大大小小的士族的动乱，一直从农历四月底持续到了七月中，终于逐渐平定了下来。司马珂手中的北府兵，经历了数年的厮杀磨炼，根本就不是士族家中的私兵所能抵挡的。更何况这些士族，相对江南的士族，不过是小鱼小虾而已，在北府兵面前，简直就是螳臂当车。
这一场持续了三个多月的动乱，上千的人死于动乱，江北之地消失了十几家士族，这些士族的后代全部被沦为刑家，所有的财产和土地全部充公。
但是就在各地士族逐渐安定下来之后，司马珂并不打算就此罢手。他又立即颁布政令，各家士族家中，不得拥有弩箭和铠甲，私兵之数不得超过五十人，弓箭不得五十，羽箭不得过千，限令一个月遣散多余的私兵，同时交出铠甲和弩箭以及多余的弓箭，否则视为谋反。
刚刚被打趴的士族，哪里还敢再反抗，只得乖乖的依照政令执行。私兵还好说，毕竟私兵和僮仆难以区分，将府内的私兵改个名称即可。但是弩箭、铠甲和弓箭这些，却是交得极其肉疼，虽然说不可能完全执行，但是也不敢隐匿太多，否则被查出来恐怕没有好果子吃。没有了弩箭和铠甲以及弓箭，就根本没有机会去反抗。但是在司马珂的残酷镇压之下，这些士族再也没有跟官府叫板的勇气。况且司马珂早就将屠刀磨好了，准备拿第一家叫板的士族开刀。
将众士族的嚣张气焰打压下去之后，司马珂又颁布了一道政令，那就是任何士族之家，所拥有的良田不得超过三千亩。
这一道政令发出后，司马珂并没有让各县令实际去丈量各家的土地。他此举的真正目的，是为了预防将来出现大量的良田万顷的大士族，然后再形成一股尾大不掉的势力。
也就是说，司马珂的改革方向是允许有大大小小的地主存在，但是绝对不允许有尾大不掉的士族力量存在。前者虽然也是压在百姓头上的大山，但是所图的无非是锦衣玉食、功名利禄，而士族却要影响和左右朝政。
其实在历史上的汉朝和晋朝，都有人提出过限田的主张。
为治理“兼并”问题，汉晋王朝均采取了“限田”政策。王莽新政曾实行过王田制，“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但三年后又下诏，“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宣布废止。东汉哀帝时，师丹又提出限田主张，被付诸实施为“吏民田皆不得过三十顷”的限田令，推行不长时间就“诏书且颁后，遂寝不行”。晋朝实行占田课田制，实际也是一种限田制。这些限田政策均以失败告终。这是因为兼并土地的不是农民，而是士族门阀集团，限田政策直接打击的就是他们的利益。正如荀悦《汉纪》所言:“土田布列在豪强，率而革之，并有怨心，则生纷乱，制度难行。”
但是司马珂的政令，正是在发布政令者手中武力强横，江北士族式微的时期，双方的力量悬殊较大，士族纵有怨心，也是无可奈何，故此能够得到有效的推行。
中原之地，经历数十年的战乱之后，已经是地广人稀，再加上司马珂禁止各士族将无主的土地据为己有，便导致官府手中拥有大量的田地。因为衣冠南渡的大潮之后，那些拥有良田万顷的大士族的田地都成了无主之物，此刻全部充公，意味着官府手中掌控了江北大半的土地。
司马珂一面令各州郡县做好统计和丈量工作，一面开始对北伐的军队推行军功评定，然后推行军功授田制度。
北伐大军几乎都是北面的流民和降卒组成，其中九成以上的都是祖籍在黄河以南，因为河北的流民大都往北面和西面跑了，只有河南的流民一股脑儿的往江南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