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夏之时率领起义军即将抵达资州时，前方传来消息，铁路钦差大臣端方带领的鄂军先头部队，已抵达资州，挡住了起义军南下的去路。

在清军前堵后追的严峻态势下，夏之时决定挥戈东指，转道去川北。准备联络廖春雷，在川北一带建立根据地。

起义军来到距离乐至县城约三十里，一个叫放生铺的地方，截获了一份军邮密件。

得知乐至县城里有一个五百多人的清军混成支队，无钱给士兵发饷，请求镇统朱波澜援助。

夏之时遂率领骑兵打头阵，伪装成奉朱波澜之命援助乐至，并送来军饷的部队，大叫守城军士快打开城门。

起义军骗开城门后，一齐冲进去，很快占领了乐至县衙。

清军守城支队长被打死，城内其余清军全部投降，夏之时将清军进行收编。

这时起义军中步兵，工兵、骑兵、炮兵、辎重兵五个兵种齐全，队伍扩充到一千多人。

这时，清军又派出一支追兵在身后步步逼近，起义军准备去川北的遂宁一带发展，却遇到了巡防军的重兵阻击，北去的道路已经被堵死。

夏之时决定带部队迂回去安岳县，再绕道北上。

起义军开进到安岳县城外，在一所小学校休息时，有个青年教师听说他们是革命军后，马上向夏之时报告了城内的情况，并主动联络城内的同盟会负责人王孟兰。

王孟兰率领城内的同盟会员，打开安岳城门，迎接夏之时的起义军入城。

起义军在县城休整期间，王孟兰积极发动会员，帮助起义军大量扩充兵员和军需。

为了提高起义士兵的革命意识，夏之时集合全军召开了一次思想动员会，宣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士兵们明白了反清起义的目的，纷纷表示愿意追随夏之时参加革命。

在王孟兰的提议下，决定撤销林绍泉的总指挥职务，正式推举夏之时为起义军总指挥。

夏之时给士兵发放了军饷，士兵剪掉头上的长辫子，表示决心要革命到底。

王孟兰建议起义军继续往东去重庆，因为那里的革命党人已经做好了起义的准备，并策反了部分巡防营、水道巡警。

只要夏之时的部队攻城，重庆城内的袍哥和革命党都会举义旗反正。

夏之时决定进占四川第二大城市重庆，王孟兰当即修书一封，派人火速送到重庆。

重庆同盟会领导人张培爵、杨庶堪等人接到王孟兰的来信后，决定与夏之时的起义军里应外合。

起义军步行到达合州，城内的袍哥舵爷闻讯后，带领民众迎接夏之时进城。

在袍哥的宣传发动下，这时起义军队伍已壮大到三四千人。

由于从合州去重庆的水运交通很方便，夏之时决定起义军从合州乘船，沿嘉陵江一路南下。

起义军顺水顺风，直达重庆江北的黄桷树附近，已经兵临山城。

夏之时亲自给重庆城内的张培爵修书一封，告知起义军的攻城计划，派心腹人员送进城内。

张培爵接到夏之时的来信后，精神为之振奋。

立即回信告知城内的情况，以及准备组织袍哥和同盟会员，配合起义军攻城的详细方案。

列位看官，夏之时进攻重庆，为什么要倚重张培爵？

张培爵，字列五，重庆荣昌人。早年深受反清复明思想的影响，后来加入了同盟会。

在成都创办了书报社和列五中学，积极从事反清革命的宣传活动。

他曾与同盟会员熊克武等人密谋，在四川江安、泸州和成都起义，但均遭到失败。

去年，应重庆同盟会员的邀请，张培爵赴渝担任重庆府中学学监。

他以教书办学为掩护，用三民主义思想教育青年学生，积极发展同盟会员，密谋在渝起事。

在张培爵的领导下，重庆府中学成了革命运动的枢纽，张培爵也逐步成为重庆革命党的核心人物。

四川保路运动爆发后，张培爵负责编制了起义计划，积极筹集资金和运输武器弹药。

张培爵召集在渝同盟会员开会，准备在重庆发动武装起义。

但是重庆同盟会没有掌握武装力量，他们在等待时机。

当张培爵接到夏之时的联络书信时，立即决定配合夏之时攻城。

当夏之时的起义军进抵重庆浮图关时，张培爵命令重庆的革命党人和袍哥，组织敢死队突袭浮图关，配合起义军杀散了守关的清军。

重庆知府纽传善，巴县知事段荣嘉见大势已去，被迫跪地向革命党缴出官印，令全城挂出白旗投降。

辛亥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上午，重庆举行起义军入城仪式。

起义雄师高举“成立中华民国”“反清兴汉”和“保路安民”的旗帜，手臂上缠红布条，雄赳赳地开进城，重庆民众赶到朝天观，夹道欢迎起义军入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