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进入11月，几场秋雨下过，气温就像坐了电梯一般骤然降下。道旁的梧桐树叶似乎不堪忍受如此清冷的天气，纷纷落下，每天早上都要扫下一大堆；训练场的草皮经过一个夏天的滋养，好不容易由翠绿色变成墨绿色，而几阵秋风吹过，这些卑贱的植物迅速枯黄，倒伏，如海星一般紧贴着地面；菜地里的瓜藤也老了，只垂着几根不争气的黄瓜、丝瓜；还有远处苍茫的群山，雨后朦胧的雾霭，山中野禽的哀鸣，似乎都在为深秋的离别酝酿气氛。

我们穿上了部队发的臃肿的绒衣和系着风纪扣的冬常服，看上去既丑又傻，晚上盖了被子还要加大衣，普洱查铺的时候总要帮好动的战士盖好被子。训练渐渐松弛，而会议却一个接一个地开了起来。

指导员说，年终总结开始了。

所谓年终总结，就是个人和班级针对一年的学习训练工作生活进行一个系统的回顾和归纳，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为来年的工作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这是面上的东西，而真正的核心和关键是：评功评奖。部队是个崇尚荣誉的地方，一年工作到头，功劳苦劳啥的年底见分晓。单位有单位的荣誉，个人有个人的荣誉，而“荣誉”在部队就像美女，往往是追求的人多，到手的人少，所以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气氛就会变得特别敏感和微妙。你会发现，平常训练不怎么样的兵开始带头出操；过去油瓶子倒了都不扶的人也拿起了扫帚；一贯只躲在角落里抽烟的人也给大家派起了“蓝芙”；还有人夜里拎着东西悄悄叩响连部的门；还有人有事没事往机关跑；还有人霸着军线电话说一些暗语般的话……

指导员告诉我，因为今年的实弹发射任务完成得不错，连队党支部已经为我报请了三等功，并且获得了旅首长的认可。

“本来这三等功是要给连长的，可连长坚持要给你，”指导员告诉我，“可要好好表现，这个时候千万不能捅娄子。”

“明白！”我感激地点点头，“谢谢连长指导员。我一定好好努力，不辜负您和连长对我的期望。”

年终总结快要结束的时候，普洱突然告诉我们：“有首长来我营视察指导，大家一定要做好充分准备。”

“要以最高的标准、最好的姿态迎接首长的检查！”普洱振臂高呼，“谁出了岔子，板子就打到谁身上！”

我们停下手中的活，纷纷转入迎检工作中。我们用抹布擦操场，用鞋刷刷马路，用指甲抠小便池的尿碱，用两个通宵来补整整一年的军事训练笔记……指导员叮嘱我出两块板报：“要最高标准！”

两天之后的下午三点，所有迎检工作准备就绪，我们在操场上进行队列训练，干部们则列队在门口迎接首长视察指导。一辆“考斯特”精准地停在连队门口。首长从车上缓步走下。恭候多时的营长抢先一步跑过去，“啪”地敬了一个我从未在他那儿见识过的标准军礼，然后紧紧握住首长的手，如同攥住一根救命的绳子，紧接着，教导员跑过去，腰弯成一张满弓，他抢过刚从营长那里解放出来的首长的手，虔诚如一名信徒，然后是副营长，然后是普洱，然后是指导员……

我在十五米开外打量了一番首长：身高一米七左右，少将军衔，资历章架看上去有五排。他的颧骨较高，眼窝深陷，眼窝中是一对深色的布满鱼尾纹的眼眶，他鼻梁高挺，嘴唇颜色泛乌，看上去洞若观火，不怒自威。

“哎，”我轻轻碰了一下风子，“那个首长怎么长得有点像你啊？”

“傻×，你应该说我像他，”风子毫不客气地纠正我，“他是我老子。”

“队列场上吵什么吵？”伍卫国压低声音训斥起我们来，“没看到首长在这儿吗？一点眼色都没有。”

正在这时，普洱吆喝了一声：“贾东风！”

风子的声音有些不痛快：“到！”

“请你过来一下。”普洱的声音突然变得温柔起来。

半个小时后，风子回到队列场，他似乎为刚才的离开不大好意思，他看我的眼神有些闪烁。

11月19号，离老兵退伍还有五天时间，牙哥回来了。

一个半月不见，牙哥已经变了一副模样。他看上去迟钝，苍老，心事重重。在集合站队的时候，我们再也见不到那个军姿笔挺站在队首的牙哥，我们只看到瘦削、单薄得有些驼背的张大福。队列行进的时候，他不再昂首挺胸斗志昂扬，不再把口号喊得震天响，他不是迈错了步子就是拉开队伍一截，总之看上去就像一个刚穿上军装的农民工。他不再找我们下棋，即使我们让掉一边“车马炮”他也不为所动。而他的烟，却是越抽越凶了。

他准备退伍了。不仅仅他，连同冯涛涛和陈文博在内，我们连队还有将近十个面临复退的老兵。有些人想走，却不一定能走得了；有些人想留，却不一定能留得下。这是部队生活的永恒法则。就像五天之后一定会有拥抱和泪水，而这一天的拥抱没有人说它矫情，这一天的泪水没有人说它懦弱。

临近老兵复退的日子，空气中弥漫着种种不可名状的味道：纠结，不安，沉重，失落，隐蔽，暧昧，侥幸，绝望……种种传说从老兵们口中流传开来，主题无外乎两个：一是今年要走多少留多少，二是为了留队或“套改”送礼的话“价位”是多少。版本很多，如同明星八卦；可信度很少，亦如明星八卦。

23号下午，机关在礼堂召开士兵退役工作大会。

这一次的大会比任何一次都要秩序井然，都要庄严肃穆，都要鸦雀无声。

参谋长站在讲台上，郑重地宣布了“××等若干名士兵退出现役的命令”。点到名字的老兵，自他的名字从参谋长嘴中蹦出的那一秒起，就算退出了现役，不再是国家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又服役期满又未念到名字的，则有机会再为部队“做几年贡献”。

上千人的礼堂，只有参谋长那中气十足的声音在回响。如果用心聆听，或许还能听到心跳——几百颗心脏在剧烈跳动。或许是因为紧张，或许是因为激动，或许是因为愤怒，我们不得而知。

“一营二连：中士，张大福……上等兵，陈文博……”

念到陈文博的时候，博哥的身体稍稍晃了一下，而二连的名单全部念完之后，我听到冯涛涛轻轻地长吁了一口气。他们都是面临退伍的上等兵，都想留队转下士，可是分配给二排六班的名额只有一个。相较于陈文博，冯涛涛的优势在于有一个表亲跟部队的某位副团职领导比较熟悉。

这即是瞬间被决定的命运。我们穿上了这身衣服，就逐渐习惯了被别人决定自己的大小事务——穿衣走路睡觉锻炼，小到每一步多少厘米大到未来若干年的命运轨迹。我们似乎习惯了被人决定命运，没人质疑为何自己的命运会被别人决定。而此刻之后，有许多人的命运将不再被决定，至少不再被部队决定。

可是，对于有些人来说，这不见得就是好事。他们习惯了这样被决定，习惯了“组织”替他安排一切，虽然他们满腹牢骚呼唤民主追求自由，而真正的民主和自由降临，军装和军纪对他不再形成约束力的时候，他又陷入了深深的失落和迷惘之中。他们无法（至少短期内无法）适应没有军号、口令和武器的社会生活。

参谋长命令宣读完毕。全体服现役士兵为退役士兵卸去标志服饰。“零七”式军装的标志服饰非常多：帽徽，领花，肩章，国防服役章，胸标，臂章。装卸起来异常烦琐。可是在此时，这道烦琐的手续变得庄重而充满象征意义。

我给自己下达了“向左转”的口令，轻轻地将右脚靠在左脚跟旁。牙哥也转过身来，微笑地看着我。这是休假回来牙哥第一次冲我笑，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苦涩的笑容。我翻开他的常服衣领，轻轻拧动螺帽——一个、两个、三个，金灿灿的松枝领花从他的领口掉下。我手搭在他肩上，动作迟缓地卸下他的肩章。他的肩章有些陈旧了，角上都磨出了印子，两杆步枪的图样在上面交叉着，似乎时刻在提醒士兵，荣誉和使命是应当时刻放在肩上的担子；一道粗拐则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中士，一个为部队奉献了八年的老兵。

而这个老兵，即将离我们而去。

我将肩章取下来，轻轻地放在牙哥手上。牙哥把它攥在手里，粗粝的拇指轻轻地摩挲着，如同在抚摸婴儿的脸蛋。我看见，他的泪水在眼眶里飞快地打着转转，可是一直没有掉下来。

尘埃落定了。他们穿着没有任何标志服饰的军装，看上去更像是工商局的工作人员、城管或者保安。从这一刻起，军装只存在于他们的照片和回忆中，他们的军旅生涯正式结束。

“送军旗！”军务科长下达了新的口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响起，三名仪仗兵踢着正步护卫军旗走过我们眼前。

“向军旗——敬礼！”按照条令，各列排头行举手礼，其余人员行注目礼。而此刻，所有退伍老兵都举起了右手，把中指指尖靠向帽檐。

这是一个庄重的时刻，我想，或许明年此刻，卸下军衔向军旗告别的就是我了。

命令宣布之后，紧接着就是工作交接，办理手续，物资点验，行李托运，签订保密协议。老兵们都换上了便装，因为军装都按规定上缴了。在部队奋斗两年、五年、八年、十二年甚至十六年，除开少得可怜的退伍费和几床被褥，什么都带不走——连同那一身军装。这真是一件让人难过的事。换上便装的退伍老兵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老百姓，他们不再操枪弄炮，不再站岗值勤，不再走齐步敬军礼喊口令。再过十几个小时，他们便会踏上返回故乡的火车。

连队组织了空前隆重的会餐。每个桌上都堆满了鸡鸭鱼肉和啤酒饮料。普洱一声不吭拎着啤酒瓶子给老兵挨个敬酒，见了面招呼都不打直接拿着酒瓶子撞上去然后一口干完瓶中的啤酒。偌大的餐厅鸦雀无声，只有玻璃撞击的声音和喉结抖动的声音。九个退伍老兵，普洱干了九瓶“雪花”，然后红着眼说道：“记住，二连永远是你们的家；在座的永远是你们的兄弟。”说完，普洱就走了，留下一个仓皇的背影。

“夏拙，”牙哥叫住我，“我们喝一个。”

我把杯子倒得满满的，我的心也涨得满满的。我想起了新兵连的时候牙哥对我的训斥，想起了大年三十晚站岗时牙哥对我说的那番掏心窝子的话，想起我生病时他端来的面条，想起他跟我讲起梅子时眉飞色舞的表情，想起他臭烘烘的象棋水平，想起他得知梅子去世时悲伤欲绝的样子……

我的眼睛也被泪水涨得满满的。“班长——”我端起杯子，把酒倒进了喉咙。

25号早上八点，县城的小火车站上挤满了穿军装和不穿军装的人。站台上挂满了条幅：“老兵，一路走好”“退伍不褪色”“昔日军营挥汗水，明朝回乡创辉煌”……《梦驼铃》的歌声也应景地响起：“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我拎着牙哥的行李，最后一次聆听牙哥的唠叨：“要好好干，争取提干……”我不住地点头，尽管我可能会辜负他对我的殷切期望。

火车到了，停站五分钟。我和牙哥、陈文博拥抱告别。普洱走过来，拉过牙哥的胳膊一把搂住，在他背上猛拍了几下：“兄弟，走好！”

“连长——”牙哥“哇”的一声恸哭起来。火车的汽笛声响起，普洱推开牙哥，用手擦了擦眼睛，哽咽道：“上车吧臭小子。”

我的眼眶终于像不堪一击的马其诺防线，在泪水的汹涌攻势下全线溃败。

泪眼之中，我看到了欧阳俊。他正在隔我一节车厢的距离，紧紧地抱着一个个子高挑的姑娘。一向桀骜的脸上，也尽是泪痕。不消说，那个姑娘必定是和他谈恋爱的那个通信女兵。

火车启动了，缓缓向前挪动，我站在这些失声痛哭的现役兵和退伍兵当中，看着他们把滚烫的泪水洒在站台上。

牙哥把头伸出窗来，抬起右手放在了太阳穴上。

我挂着泪水站好军姿，用他教我的军礼送别我的老班长。

欧阳俊的声音贴着火车歇斯底里传来：“婷婷，保重！”

两个纠察跑上前去，把他架了回来。

我跑上前去，说尽了好话总算把欧阳俊从纠察手里解救出来。此时此刻，火车已经驶远，欧阳俊的心情也渐渐平复下来。

“不容易啊！大情种，”我调侃道，“难得你为女孩子流一把泪。”

欧阳俊睨了我一眼，惨淡地笑了一声，没说话。

“你是认真的吗？”

欧阳俊看着我一本正经地说：“我每一次恋爱都很认真。”

我禁不住笑了：“你这句话听起来比《东风报》上的还假。”

他跟着笑了，反击道：“人家刚把你吹捧完，你就开始损人家。这属于典型的当了婊子又立牌坊啊。”

“你还别说，”欧阳俊抓住机会继续讥诮，“里面的故事感人至深，催人泪下，让同为大学生士兵的我十分汗颜无比惭愧。从那一天起我就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向夏拙同志看齐——”

我笑着踹了他一脚。

“对了，下一步怎么安排？”

“什么怎么安排？”

“你还准备在那个鸟不拉屎鬼不下蛋的地方继续窝着？”我问道，“听说那里五公里内没有人烟。”

“我觉得挺好。”欧阳俊打着哈哈，“不食人间烟火。御风牧云，得道成仙。”

“我是说真的。”我一脸严肃。

“我也是说真的。”他也一脸严肃。

“那你不觉得枯燥、无聊？”

欧阳俊悠悠叹了一口气，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却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六祖慧能去广州法性寺，遇上一个法师在讲经，这时风吹着寺庙里的经幡在动，于是有两个和尚开始围着这个耍起了嘴皮子（辩经），一个说是风在动，一个说是幡在动。慧能看着随口便来了一句：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是你们的心在动。

我听罢笑了笑，“在那憋着没事，开始钻研佛法了？”

欧阳俊冲我笑了笑：“不跟你说了，送给养的车马上就要走了。我先回，电话联络。”

我站在那里，满腹怅然。

老兵复退之后的连队显得异常空荡，如同一件“180/100”的衣服套在贾东风身上。我们的宿舍只剩下五个人：永远把脸皱得跟包子皮似的伍卫国、继承了陈文博的装备和钱币在“DOTA”世界里昏天暗地的马哥向北、热衷于狗血电视剧的秀才冯涛涛、愈加深沉的风子还有我。没过几天，伍卫国也休假了。

伍卫国一走，就没有人在我们耳边叨叨，也没有人动不动给我们甩脸色了。我和风子高兴得就差放鞭炮庆祝了。所谓天有不测风云，我原本以为好日子即将开始，没想到更大的麻烦正摆在我面前——普洱通知我去新兵连训兵。

让一个刚“断奶”的新兵蛋子去训新兵，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是，普洱没有给我讨价还价的机会。

“你去好好训，完了发现好的苗子，记得给我撸回来。”

“是，保证完成任务！”既然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那还不如利索点。

“去吧！”普洱拍拍我的肩膀，郑重其事地说，“好好表现，旅首长都在关注着。”

所谓训兵，就是把一群什么都不懂的社会青年训练成初步合格的解放军战士，就像牙哥训练刚进部队的我们一样。那时我以为，训兵没什么了不起，通过大吼大叫来树立自己的权威，那是无知和无能的表现。而真让我站在队列场上，面对一群较之一年前的我们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新兵蛋子，我才明白牙哥当时的用心良苦。

“向鼎！”

“哎，”一个愣头青在队列里探出头来，“班长你叫俺？”

我气得眼冒金星。

“都听好了！”我大吼起来，“从现在起，你们时刻记住，上级叫你要答‘到’，你们的一切行动——包括吃饭、拉屎、洗衣服等，都要先打‘报告’。明白没有？！”

“明白。”队列里回答的声音七零八落，萎靡不振。

“你们是娘们儿吗？我听不见。”我的声音瞬间提高八度，“回答我，明白没有？！”

“明白！”他们喊得歇斯底里。

“不够响亮。回答十遍，明白没有？！”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新兵们整整喊了十遍，这样的场景何其似曾相识？年复一年，我们就是用这种简单粗暴却行之有效的办法给新兵们上第一课。

我终于微笑着点头表示满意。

“报告！”出头的是一个戴眼镜的大学生，母校也是湘城大学——我的小学弟，但我没有告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