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坤宁宫中的皇后替生母王恭妃代养自己，在皇长子眼里，偌大的皇城之中，唯有慈宁宫的太后算是用心照顾自己的人了。

又或者，在整座皇城之中，只有太后一人是在用心抚养自己长大的。

这是在他身为皇子，再稍长成一些的时候，领悟了更多人情世故，才发现的。

皇后是老好人，她明知皇帝不喜王恭妃，又怎么敢擅自把她的儿子接来翊坤宫养育。

还不是有太后那句“你与皇帝成婚多年，也未得一子，如今他虽非你生，却是嫡子，就由你代为照看，也尚为一件两全之事”，皇帝才不敢再多言语，皇后才敢把皇长子接入坤宁宫中。

这些事，是从坤宁宫搬去慈宁宫后，慈宁宫主事有意无意说与他知的。

慈宁宫与坤宁宫明显不同的是，皇长子再也不用接受来自太监和宫女有意无意的白眼——因为一旦被太后发现，挨骂事小，痛打一顿，还即刻逐出宫外才是对这些半生都在宫中的宫人最残忍的。

太后是修佛之人，对人痛下打手的命令是断不会自己下达，只会借机发挥，比如问新到宫中的皇长子，“长皇子以为，此人当如何？”

这个规矩在他长时间待过的两宫之中，是绝无仅有的，幼年时期在坤宁宫受过的白眼和有意无意的屈辱实在太多了，没成想却在慈宁宫迎来了反弹。

正是总角之年的皇长子，性格还未健全，但规避风险的习惯却在坤宁宫养成了。

到了慈宁宫，因为已经根深蒂固的这习惯，反而感到极不适应，甚至因此产生了乖张、偏执的行为——明明宫人什么都没有做，皇长子却不依不饶地认为有人给他脸色看。

太后不管这个，她一心修佛，只要在他人眼中，保持有“大爱”、明事理的后宫主脑形象便可。

所以她问“长皇子以为，此人当如何”的时候，总是有意去挑选皇长子认为给了他脸色看的宫人，皇长子自然乐得回答所指之人不妥，再随便找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印证所言之不妥。

于是，慈宁宫主事领着所指之人去挨廷杖，皇长子在书房，一边听着院内廷杖砸在人身上的闷响，一边读着四书五经。而太后则在自己的佛堂，手里的佛珠随着有节奏的廷杖与惨叫声，一颗一颗翻动。

这种在太后和皇长子眼里如同娱乐活动一样的事，在宫人看来，自然是一出出惨剧。可惨剧又当如何，一面是受罚，一面是断了未来几十年的活路——众宫人都这么想，忍得了，挨几棍子怎么也比死了强，忍忍得了。

坤宁宫主事和皇帝身边的田公公是同辈人，不敢说有一颗悲天悯人的心，至少还有几分怜惜宫人的意愿。

所以他常私下示意众人，挨棍子的时候，宫人若能把痛苦伪装出来，尽量伪装，反正两位主子也不会真的到现场看，至少慈宁宫的本主太后不会。

坤宁宫主事经历过张居正时代，知太后与他一同开创了“万历中兴”，更知十岁登基，长至二十岁的皇帝在这段年号虽是自己，但丝毫未参与的十年之间，与太后产生了非常之大，以至于难以弥补的嫌隙。

而太后真正的变化，则发生在张居正去世之后。

尤其在死后，他的得意门生——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又为皇帝老师的潘晟，被几位御史上疏弹劾，皇帝准奏。

准奏的内容，不仅是潘晟本人未上任就被勒令辞官，还连带上已经去世多时的张居正。

堂堂风光一时、功高无双的一代名相，最后竟落了个被开棺鞭尸，抄家流放的结局。

这时的太后，因为皇帝在朝中的清理与整顿，此时的影响力和威望已经大不如前，想为张居正伸冤也不能，只能以“教育”儿子的方式来泄愤。

所以就有了当今皇帝时年二十余岁，仍在慈宁宫被罚跪的事迹，此时的太后较当年教育皇帝，更显严厉，言语、举动之中皆是愤怒。

然而这个借由惩罚皇帝以获得自愈的阶段，很快进入完结，皆因那个女人的出现。

皇帝才满十八，就迎娶并册封了九嫔。其中的淑嫔自备选以来，就因靓丽的外表，独特的个性和务实的谈吐，受到后宫关注，最终也是顺利地成为九嫔之二。

然而彼时太后并不知道自己与这位淑嫔，日后会生出这许多事端。

就拿鞭尸已故功臣，太后对皇帝罚跪一事而言，淑嫔郑氏竟领一众宫人，也在炎炎夏日之下，跪在慈宁宫殿前，直到过半数之人齐齐昏倒在殿前。

太后肯定不乐意背一个虐待妃嫔与宫人的名声，只好宽以待人，并当众表示不再以此法，惩罚皇帝。

失去一个重要的宣泄方式，太后只能将修佛作为唯一的静心方式，可她仍时不时怀念群臣以她马首是瞻的时光。

而这时唯一的希望就是自己宫中那些为皇帝侍过寝的宫女了，太后毕竟是曾经参与治国之人，心思缜密过人。

把“控制他人，成全自己”作为唯一准则的太后早早就想好，借由宫中美色，诞下皇储，来制约当今皇帝的办法。

只因知当今皇帝是自己亲生儿子，更知他的弱点为何，所以越加能掌握牵制他大权独揽，肆意非为的方法，就如她对张居正说过那样，“吾儿若无用，吾儿可毁，大明江山不可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