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吉出列求情，于正一时没有言语，看在别人眼里却是台阶不够。于是先由几个队长带头，接下来几乎半数之军都随之下拜行礼，口中高喊道：“请主君开恩。”

于正见此心中更是气急，“好你个西门吉，今日这般举动视同胁迫，若真从了你，那今后军法的威信何在？我在军中又如何立足？”

西门吉见众人随之而拜，心中预感不妙，抬头看自家主君的脸色，果然于正的脸上神色数变，恼怒之色更甚。

知道此事已经没有回旋余地，西门吉只能硬着头皮说道："请主君开恩，臣下统军不利，愿领责罚！"

于正却不理会他，转过头来对着营中众人高声言道：

“军法无情，今日若恕，明日则敢再犯，长此以往置军法威严于何地。我徒费这许多钱粮养着你们，最后不过又是一伙稍强的农兵罢了。

今日，我不拿俘获的狄人开刀，而是要先处斩违反军法军纪之人，为何？

因为在我眼中，无视军法军纪之害尤甚于狄。有再敢质疑军法，再敢求情者，便为吾之仇寇。”

于正把话说得非常之重，要让大家明白他坚决维护军法军纪的决心，决不是任何人可动摇的。

“因为没有造成什么实际危害，所以你们才会替他们叫屈喊冤，可他日若真有通敌叛军之人，利用军法之疏泄露军情，到时导致全军覆没，谁又为死去的你们叫屈。

军法是无情，但它保护的是你们每一个人，保障的是以后的每一场胜利。”

于正也不去扶起西门吉起身，只是对军法官喝令道：“还等什么，行刑！”

“行刑！”

军法官这才反应过来，却已然在于正心中大大减分。

于是在全营步徙的见证之下，东山等五人被枭首示众。

于正用五条人命的代价给所有新老之兵都上了这一课：军法深严，莫要以命相试。这五条人命的代价并不小，但是于正还勉强付得起。

此番过后，于正又重新制定了一些新的军令，进一步地加强了军法的约束力。步徙们闻军法而色变，这是第一步；闻军法而自律，这是第二步；闻军法而能责人，这是第三步。

战国时期有本奇书《尉缭子》，列在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为后世无数将领所推崇。这部奇书的核心就是：重刑。书中鼓吹说：“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卒之半，其次杀其十三，其下杀其十一。能杀其半者，威加海内；杀十三者，力加诸侯；杀十一者，令行士卒。”

这里的杀卒不是杀敌人的士兵，而是指杀自己的士兵。鼓吹用极端严酷的军法练出一支如指臂使的强兵，以“杀”来让手下士卒们明白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严酷的军法能让乡野田间走出来的士兵，知道什么是纪律，什么是军队，畏惧将领，才能对将领的话不敢有所违背。

于正自不同意这般极端严酷的做法，他用荣誉和理念改造军队，同样也能大大加强军队的组织度。

但是，严酷的军法仍是必要的。后世的华夏历史上，名将如孙子、吴起、韩信、岳飞、戚继光等人，治军无一例外都是军纪严酷。

于正照搬照抄，搬出了后世王朝的《七禁令五十四斩》之军法，用来约束军中。

其一：闻鼓不进，闻金不止，旗举不起，旗按不伏，此谓悖军，犯者斩之。

其二：呼名不应，点时不到，违期不至，动改师律，此谓慢军，犯者斩之。

其三：夜传刁斗，怠而不报，更筹违慢，声号不明，此谓懈军，犯者斩之。

其四：多出怨言，怒其主将，不听约束，更教难制，此谓构军，犯者斩之。

其五：扬声笑语，蔑视禁约，驰突军门，此谓轻军，犯者斩之。

其六：所用兵器，弓弩绝弦，箭无羽镞，剑戟不利，旗帜凋弊，此谓欺军，犯者斩之。

其七：谣言诡语，捏造鬼神，假托梦寐，大肆邪说，蛊惑军士，此谓淫军，犯者斩之。

其八：好舌利齿，妄为是非，调拨军士，令其不和，此谓谤军，犯者斩之。

其九：所到之地，凌虐其民，如有逼**女，此谓奸军，犯者斩之。

其十：窃人财物，以为己利，夺人首级，以为己功，此谓盗军，犯者斩之。

其十一：军民聚众议事，私进帐下，探听军机，此谓探军，犯者斩之。